作 者：胡金木

　　作者简介：胡金木(1982- )，男，安徽金寨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教育哲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高等教育研究》(武汉)2016年第8期 第26-34页

　　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发展可以分为孕育期、诞生期、繁荣期与低迷期四个阶段，其间先后受到实用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教育哲学在知识体系方面主要表现为“哲学之教育的应用”、“教育之哲学”与“教育哲学流派研究”三种体系，在知识体系与内容选择方面都体现出较高的水平，几乎与世界接轨并同步发展，但也存在着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中国元素的问题。今后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仍需进一步挖掘中国的思想资源，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提升哲学研究的品质。

　　关 键 词：教育哲学/学科发展/中国教育学　 

　　1848年，德国哲学家罗森克兰兹以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概括了教育学的基本理论，撰写成《教育学的体系》一书。1886年，美国教育学家布莱克特将其译成英文，译名为《教育哲学》，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以“教育哲学”命名的教育哲学著作。1916年，杜威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此书的副标题是“教育哲学导论”，自此教育哲学成为教育学科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中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学科前史”[1]，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教育哲学在中国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中国的教育哲学不仅学科历史短暂，而且带有浓厚的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痕迹，主要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引进，在模仿的基础上创立，并在本土化的诉求下成长、壮大、发展。

　　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阶段

　　瞿葆奎与叶澜以1919年为时间节点把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1900年至1919年的第一阶段与1919年至1949年的第二阶段。他们认为，第一阶段从1900年至1919年，这是直接向日本“引进”，以介绍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为主的发展阶段，是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初建阶段；第二阶段从1919年至1949年，这是中国教育学界由向日本学习转为向欧美学习，并开始形成教育学研究的专门队伍和代表人物的阶段。[2-3]这种“二阶段”的划分是完全符合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历史的。但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若依照“二阶段”进行划分，则有些笼统。教育哲学作为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发展有其独特之处，不宜完全依照“二阶段”进行划分。

　　侯怀银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1919年至1922年)、初创(1923年至1926年)和成型(1927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4]与此相类似，李兴韵把西方教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9年杜威来华以前的20年左右，这是西方教育哲学传入中国的前导时期；第二阶段为杜威来华之后，形成了西方教育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高潮时期；第三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反思与批判杜威教育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西方教育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多样化时期。[5]侯怀银与李兴韵二人都倾向于“三阶段论”，但划分的具体时间节点却不同。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孕育期(1901-1919年)、诞生期(1919-1927年)、繁荣期(1927-1937年)与低迷期(1937-1949年)四个阶段。

　　1.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孕育期

　　20世纪初，王国维翻译了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并在1901年的《教育世界》上连载，拉开了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序幕。之后，大量的教育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在翻译引进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开始结合自己的理解编著教育学。教育世界社1905年出版的王国维编著的《教育学》(江苏师范学堂讲授)一书，成为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教育学著作，其后教育学著作渐渐多了起来。

　　在教育学引进初期，西方教育哲学也尚在襁褓之中，因而并未有完整的教育哲学著作被介绍给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学者忽视了对教育与哲学关系的讨论。如中国的教育学先驱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先后发表了《哲学辨惑》(《教育世界》第55号，1903年)、《论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第56号，1903年)、《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教育世界》第128号、129号，1906年)等教育哲学方面的文章，对教育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提出：“夫哲学者，教育学之母也。”[6]“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7]“试读西洋之哲学史、教育学史，哲学者而非教育学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异?”[8]

　　20世纪初期，“吾国教育尚在幼稚时代，罕有窥斯界之真面者。与其为武断之议论，不如直译外籍，供人采择，尚不致贻误后来”。[9]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教育学理论，虽是间接学习，但王国维等人的教育学研究，无论是模仿性的翻译、融合性的编著还是独创性的研究，都为西方教育哲学的引入铺平了道路，为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孕育了生长的土壤。

　　2.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诞生期

　　在前期孕育的基础上，随着1919年杜威来华，中国教育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教育学者研究教育哲学是最近年的事。民国八年(1919年)，美国杜威来华讲演，国内一般教育家大受杜威的新刺激，才开始研究教育哲学了。”[10]据侯怀银的考察，“‘教育哲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19年，即杜威演讲、毋忘笔录的《教育哲学》，刊载在《云南教育杂志》1919年第八卷第10、第11、第12号上”[11]。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内容由金海观等人记录、整理，并被命名为《杜威教育哲学》于1921年在商务印书局出版。1922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杜威讲述、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今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笔者注)。此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学界，以至于中国的教育学从借助日本学习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转向直接向美国学习杜威的教育思想，而中国的教育哲学发展可谓是越过了日本，直接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输入教育哲学理论。

　　教育哲学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哲学课程的开设与教材的编写。“在高等以上学校里面，首先设置教育哲学科目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嗣后逐渐推及于全国的高等师范学校及大学教育科，近来在高中师范科也设置教育哲学选修科目了。”[12]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教育哲学课程以来，国内学者围绕教育哲学课程先后引进、编写了大量的教育哲学教材、著作。石中英认为，“20世纪中国教育哲学的建设是从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开始的”[13]。

　　这一阶段引进、翻译、编写的教育哲学著作主要有：(1)[美]杜威讲演、金海观等笔记，《杜威教育哲学》，商务印书局，1921年；(2)[美]杜威讲述、常道直编译，《平民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2年；(3)胡国钰著，《教育哲学》讲稿，《教育丛刊》，1923年第4卷第5集；(4)范寿康著，《教育哲学大纲》，中华学艺社，1923年；(5)[美]豪恩(H.H.Horne)著、周从政译述，《教育哲学》，中华书局，1924年；(6)[美]波特(B.H.Bode)著、孟宪承译，《教育哲学大意》，商务印书馆，1924年；(7)李石岑等著，《教育哲学》(教育杂志十六周年汇刊)，商务印书馆，1925年；(8)萧恩承著，《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

　　相较于前一阶段，这一阶段不仅出现了以教育哲学命名的著作，教育哲学还正式成为高等学校、师范学校的课程，不仅有翻译、引进的教育哲学著作，还有国人自己编写的教育哲学著作。在这一阶段的8本著作中，有4本为美国学者的译著，4本为国内学者所著。虽然范寿康深受德国康德、纳托普思想的影响著述的《教育哲学大纲》一书成为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以“教育哲学”命名的学术著作，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国教育哲学深受美国教育哲学的影响。不仅翻译出版的4本教育哲学著作均来自美国，而且萧恩承著述的《教育哲学》也是依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启尔拍特立(今译为克伯屈——笔者注)编写的《教育哲学概略》而成。

　　3.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繁荣期

　　从1927到1937年，中国教育哲学研究者在反思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展开了大讨论，认真探讨了教育哲学本土化这一主题。在这次学术大讨论中，实现了西方多种教育哲学流派与本土化教育哲学思想的一次良性互动，翻译、出版了不同取向的各种教育哲学著作。在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依旧强势的情况下，出现了王慕宁著述的介绍各家各派教育哲学思潮的《教育哲学思潮概论》、陈礼江等人翻译的《各国教育的哲学背景》、李浩吾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著述的《新教育大纲》、姜琦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编著的《教育哲学》、张怀编译的带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教育哲学》等著作。这一阶段的中国教育哲学渐渐突破了美国杜威教育哲学的藩篱，进入了一种多样化的繁荣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引进、翻译、编写的教育哲学著作主要有：(1)[美]杜威著、邹恩润译，《民本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8年；(2)瞿世英著，《教育哲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3)[英]鲁斯克(R.R.Rusk)著、瞿世英译，《教育与哲学》，华严书局，1929年；(4)李浩吾著，《新教育大纲》，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5)陆人骥著，《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6)王慕宁编著，《教育哲学思潮概论》，华风书店，1932年；(7)范锜著，《教育哲学》，世界书局，1933年；(8)姜琦编著，《教育哲学》，群众图书公司，1933年；(9)[美]杜威讲演、郭智方等笔记，《杜威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10)[美]芬赖(R.L.Finney)著、余家菊译述，《教育社会哲学》，中华书局，1933年；(11)[英]亚丹士(J.Adams)著、余家菊译，《教育哲学史》，中华书局，1934年；(12)陈礼江等译，《各国教育的哲学背景》，商务印书馆，1934年；(13)吴俊升著，《教育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35年；(14)张怀编译，《教育哲学》，传信书局，1935年；(15)[美]杜威讲演、刘伯明口译、沈振声笔记，《教育哲学》，泰东图书局，1935年。

　　无论是译著还是编著，这一阶段的教育哲学相关著作在数量上达到了15本，比前一阶段多出近一倍，在教育哲学著作的整体质量上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中国的教育研究者进入自觉的学习中，不再局限于某一种理论或国家，不再依赖中间媒介，而是直接取之于西方教育理论的发源地，力图有广泛的对比选择范围，也为中国教育界带来理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论结果是否和意图一致，这一尝试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的一大进步和日趋成熟，并带来了西方教育影响的直接性、广泛性和深刻性。”[14]中国教育哲学研究者对于西方的学习，不再囿于翻译、介绍、模仿，而是进入反思、批判阶段，在学习的同时挑战权威，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试图超越某一种教育哲学的限制，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

　　4.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低迷期

　　国内目前的研究一般将1927至1937年与1937至1949年合并为一个时期，其实这忽视了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在这两个阶段的差异性。中国教育哲学在1927年至1937年间达到了发展的顶峰，几乎与世界教育哲学同步发展，是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经过“黄金十年”的积淀，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理应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但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导致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中断，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段低迷期。

　　这一阶段的主要教育哲学著作有：(1)毛礼锐著，《民生教育哲学大纲》，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1943年；(2)林砺儒著，《教育哲学》，开明书店，1946年；(3)袁公为著，《三民主义教育哲学概论》，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年；(4)傅统先编著，《教育哲学讲话》，世界书局，1947年；(5)[美]柴尔兹(J.Childs)著、许孟瀛译，《教育与实验主义哲学》，正中书局，1948年；(6)张栗原著，《教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

　　这一阶段的教育哲学相关著作仅有6本，与前一阶段相比减少了一多半，抗战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著作大多出现在抗战胜利以后。这一阶段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进一步弱化，三民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面临着一种转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全面指导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