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理论界基本上是跟在西方学术的后面，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缺乏原创。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对人文社科学术原创的期待，让学术“说汉语”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失语的焦虑

　　无论是哲学界，还是文艺理论界，大都沿用源自西方的学术概念。我们承认中外文学、哲学等都会探讨一些关于人类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因为语言文化、历史现实、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西方的文艺理论、哲学思潮毕竟有其诞生的特殊文化背景和社会土壤，如西方的存在主义思潮，与“上帝已死”命题的提出、个体因为虚无产生存在焦虑的文化背景，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压抑创伤等皆有关联。而中国传统的“上帝”观念则是源自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据吴大澂、王国维等学者考证，“帝”是“蒂”的初字，花蒂为万物之始，进而类比祖先之所自出，因而中国的“上帝”观念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色彩。如学者谢谦所言，中国的祖宗观念最能代表古代中国人的宗教精神，它既有鬼魂作为信仰基础，又有亲情作为情感基础，同时包含着圣贤崇拜和英雄崇拜，是家族生命之源，又是民族文化之根。在这种“上帝”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国人是难以理解西方人“上帝已死”这一信仰崩溃之痛的。因此，尽管人类生存的焦虑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是具体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中西方关于“存在主义”的体验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失语症”的焦虑开始，中国学者就在不断探寻如何从汉语的角度，立足本土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新世纪以来，哲学界关于汉语哲学的探讨也逐渐多了起来，很多学者先后撰文探讨汉语哲学及其使命的议题， 2016年11月山东大学召开的“诠释学与汉语哲学”会议可以视作中国哲学界对这个议题的一次集体发声。而哲学界的这次集体呼吁则正是在“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

　　比附与比较的反省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现代学术、学科建设等多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逐渐形成的，文学、哲学、伦理学等莫不如此。诚然，在各个学术门类的草创期，因为理解、消化、吸收的程度不同，会存在比附对接的现象。如晚清民国以降，西方逻辑学东渐，中国学者即是以“名学”、“辩学”进行翻译对接的。严复1905年翻译英国逻辑学家弥尔的《逻辑学体系——归纳与演绎》时用的中文名字即是《穆勒名学》，1909年翻译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的《逻辑入门》时用的汉译名称为《名学浅说》；王国维1908年翻译出版的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用的汉译名字即是《辩学》。胡适1917年用英文写成的《先秦名学史》是先秦逻辑史专著，而郭湛波1932年出版的《先秦辩学史》中则直接认为形名学就是中国的逻辑学。不可否认，最初的那些逻辑学的介绍者在学科立场上，并不是为了用中国古代学术去印证西方学说，而是因为名辩学说确实包含丰富的逻辑思想。一般说来，以西学为本位，以西律中，用“论理学”或“逻辑学”；而以中统西，从中国本位出发，则一般用“名辩学”或“形名学”。而更为迫切的是，国门被打开之后，拥有几千年光辉灿烂历史文明的华夏民族该如何去面对、处理各种新的文化，如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所言的，突然替换自然不可取，而是应该想法吸收现代文化，使之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发展，这些被学者江怡总结为“我们如何能够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继续保持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这一主题。这大概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征，即在比附与比较的过程中求得转型与发展，在中西文化交流激荡之初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