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担当、社会责任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基因与精神底色。中国古代的《学记》论述教育作用时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种精神和情怀使得中国大学不同于西方的象牙塔。特别是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国衰民弱之际,导致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

　　晚清以降,废科举、兴学堂,中国近代大学得以形成和发展。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有类似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太学、国子监、书院),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近代大学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与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并无本质的联系与历史的继续,这诚如蔡元培所言:“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太学演化而成也”。但是,中国大学并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大学,而是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对话、抗争、融合,并由此形成了新式中国大学教育。正如梅贻琦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大学的制度是学习西方的,但大学的精神却与中国教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大学的精神理念到人才培养、学校制度等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教育精神。

　　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包括许多方面,但一以贯之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服务国家与社会的精神。从孔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直至明代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到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教育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与“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

　　中国近代大学继承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情怀,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以报效国家与服务社会为己任。蔡元培提出“学术独立”,但也强调学术报国。他直言:“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他将学生“精研学理”等一切长进都归到“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做最有价值的贡献”这样一个目的上。马寅初在北大29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北大之精神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并即吾人之使命也”。

　　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局势无疑强化了大学和大学生社会责任的担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种人才需要具备四种基本条件: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清醒而富有理性的精神;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品质;明辨是非,而不恂厉害的气概;健全的体格。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为学校确定了求是和牺牲的精神,认为“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提倡浙大学生尤应刻苦砥砺,不要辜负大学神圣的使命。竺可桢在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学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号召全体毕业生要以天下为己任,“每个人也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望各位就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运动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应该去做”。

　　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中概述了南开40年的历史,指出南开是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而设立的,其目标是“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阐述了“允公允能”的办学方针,惟‘公’故能化私、化教,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