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许宏

　　作者简介：许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研究。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中原文化研究》(郑州)2016年第2期 第13-17页

　　内容提要：20世纪初叶至今，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家起源和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主要采用从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的方法。在这一推论方式以及传统文明观的影响下，中原王朝中心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此后虽然出现了多种认知模式，但其基本思路和结论仍然认为各区域的史前文化虽相对独立，但联系密切，大体连续进化，对远古时期区域文化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差距、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则一定程度上存在淡化和忽视。再加上理论上的缺陷、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和考古学学科的局限，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验证性。如果用东亚大陆来表述讨论的空间范畴，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就可以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或“前王朝时代”。以此为界，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则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不支持东亚文明与国家数千年来由小到大、单线进化的认知模式。

　　关 键 词：国家起源/东亚大陆/二里头文化　　

　　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把“文明(civilization)”作狭义的理解和把握，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而非文化(culture)的代名词。进而，多数学者赞同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1]172，即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主要标志。通观20世纪初叶至今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家起源和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其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王朝的确认为中心和出发点，即便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后也是如此。由此显现出的若干特征，耐人寻味，值得重视。

　　一、20世纪20年代至今：文献本位的“证经补史”与王统的考古学

　　20世纪初叶，王国维成功释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2]。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奠定了百年来“证经补史”研究的基调[3]。

　　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4]。至20世纪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二里冈文化和郑州商城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冈期[5]。1959年，徐旭生等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可能的“夏墟”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6]。在考古材料还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进行狭义史学范畴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7]。而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显然也是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8]。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其中的“夏”仍属预设而非被证实。这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总体上看，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考古工作集中于黄河流域，受考古发现的限制以及传统文明观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大致持一元起源的中原王朝中心说，认为商王朝或夏王朝是最早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