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泰

　　作者简介:王泰,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内容提要: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中东政治转型,到近年来以阿拉伯剧变的爆发为标志走向高潮,经历了缓慢艰难的历史过程。我们从年鉴学派历史长时段的理论视角分析,首先,中东的威权主义是其历史、宗教、传统、地域等多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政治文化的结构性特点;其次,中东现代威权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并没有超越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普遍路径,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具有时代与地域相结合的局势性特征;再次,阿拉伯剧变作为典型“事件”,是当代中东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谓“托克维尔悖论”所蕴含的历史隐喻对于揭示中东政治发展的路径同样有效。总的来讲,中东政治转型面临诸多困境,总体趋势的“不确定性”异常复杂,特别是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军队与政治的关系是其能否走向民主化的核心与关键。未来中东的民主化应当是一个“四维一体”的政治构建过程,即在政治文化的现代创新引领下,逐步实现政治继承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政治责任的理性化。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had been though a slow and difficult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the 1970s to the 2010s and reached its climax when the "Arabia Upheaval" had happene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nales School and the long-periodic theory,first of all,the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was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many factors,such as the history,religion,tradition,and region and so on.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authoritarianism is structural of political culture.Secondly,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had not yet gone beyond the universal path of moder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authoritarianism as "development Model",which has its specific circumstances,is a combination of time and region.Thirdly,as a typical "event",the "Arabia Upheaval" is the "traditional regime and revolu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The so-called "Tocqueville paradox" can also expla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Middle East.In general,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faces many difficulties.There are much complex uncertainty facto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The key of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s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military and politics.Therefore,th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showed a structure of quaternity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construction:making the modern innovation of poli

　　关 键 词:中东政治/政治转型/阿拉伯剧变/比较政治学/长时段理论/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Political Transition/Arabia Upheaval/Comparative Politics/Long-periodic Theory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70年的时间里,中东一直是世界的热点地区。大国争夺所致复杂的地区格局、油气资源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围绕阿以冲突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纷争等热点问题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中东的政治发展进程却或多或少地被忽略了。然而,冷战的结束开始改变人们观察中东的传统视角。先是弗朗西斯·福山高调宣布所谓“历史的终结”,力图通过消除冷战时代来自苏东集团的“社会主义梦魇”,直抒资本主义内心被压抑多年的郁闷与纠结,试图把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整个非西方国家可能的发展模式与道路统统拉回资本主义的阵营。其后,福山的老师、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理论,把伊斯兰文明列为国际秩序重建过程中引起冲突的主角之一,急不可待地建构起一整套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交往的话语体系。

　　刚刚进入21世纪,“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中东政治发展问题的观察与思考。随着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几乎被同步全球化,美国提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终于突破了长期以来学者们研究的理论层面,而在国际政治的实践层面把贫穷、落后、恐怖主义与极端思潮等等与是否民主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次,人们的视角开始更多地聚焦于中东的威权主义统治模式。除了极个别之外,西方学者几乎把他们对中东的“怨恨”与“悲悯”全部倾倒在关于威权主义批判的篮子里,指出民主对于中东是多么重要,进而,伊斯兰教又是如何导致了伊斯兰社会的不民主等等。西方学者的很多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有问题的,甚至是武断的,但其讨论问题的思路和角度却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它促使我们进行思考:当阿拉伯剧变发生五周年之际,被学者广泛认可的当今世界威权主义政体最为集中的中东地区,其政治的转型乃至进而实现“民主化”的问题,究竟如何可能?

　　笔者认为,在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下,堪称经典的研究,包括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及其《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86年由吉列尔莫·奥唐奈和菲利普·施密特等人出版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近年来,霍华德·威亚尔达撰述和主编了《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等系列丛书。当然,我们也很难忽略19世纪比较政治学的先驱——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理论与观点及其对当下中东问题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发表了《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时间就像电波一样,有短波、中波和长波之分,布罗代尔分别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所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

　　本文并非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全面梳理,而只是与几部经典著作对话,借取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在“结构—局势—事件”的框架下就此进行粗浅分析,并就未来中东可能的民主构建模式略陈管见。

　　政治文化:中东民主“例外论”的前世今生

　　政治文化显然是最具有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结构性特征的概念,它从大众心理、民族传统习俗、个人行为观念等多个层面决定威权统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文化结构是否形成。所谓中东民主“例外论”的流行,只是部分地概括了20世纪以来中东政治发展的文化表征。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东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一开始带有个人主义的色彩,后来才逐渐被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以及地域的诸多因素所确定。

　　(一)历史因素:从强调平等和竞争性个人主义到古代波斯式专制的出现

　　在西方或者“他者”的“想象”中,似乎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北非的一些原始居民(也是以后我们泛称的所谓“中东人”)“已经”过着一种专制主义的生活。然而,一些人类学家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这是大错特错的。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胡(Charles Lindholm)在《伊斯兰中东: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详细考证了和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说明“共同拥有平等主义的和竞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这一地区大量人种志资料和历史文献中都随处可见。”①例如,“贝都因人的每个亲族集团,都不接受对资源的独占,基本上认为自己在威望、荣誉、地位和权利方面与其他集团是平等的”。不仅贝都因人如此,约旦人、普什图人也如此。而且,这种平等,不是因为他们贫穷,即使“面对地位和财富方面的差异,也保持着同样的观念。”②正如著名中东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指出的那样,伊斯兰世界缺乏敬语也反映着同样的平等主义气质,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总是在原则上而且常常在实践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拒绝等级制度和特权的社会。”③查尔斯则指出,平等的理想也渗透进宗教领域,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加强烈地要求承认在真主面前所有信仰者的平等,以及个人在完成宗教义务时的尊严和个人责任。“从理论上说,在伊斯兰教里没有教会的等级制度,没有委任牧师,没有中央的教会组织,没有任何人站在穆斯林个人和安拉之间。④”

　　然而,古代波斯的“萨珊专制制度”或“萨珊模式”的兴起逐渐开始改变中东的文化生态。⑤历史学家吉布认为,阿拉伯半岛沙漠部落的平等主义被波斯人的完全而绝对的权威概念所逐步替代,是中东政治和社会生活内部不和谐的源头。其原因在于,波斯人相信国王的作用是维护造物主赐予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流动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与种姓制度类似的将社会划分为神职人员、战士、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不可改变的等级的基础之上。”⑥所谓“萨珊专制制度”指的是:第一,在观念上,波斯的统治者有义务维持上述等级之间适当的差别与和谐;第二,臣民的角色是要接受当局的法令,由于这些法令是由世袭的掌权人物(国王)发布的,因而被认为具有保证得到神圣认可的全部社会的和平和富裕的终极目标;第三,统治者的法令必须存在于宗教的框架之内,以确保国王的神圣权威。⑦尽管萨珊王朝的统治者们“试图用王冠和御座的神圣装饰以及宴会和招待会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地位”,但我们对这种专制并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在波斯,就像在中东任何地方,游牧的和山区的难以驾驭的部落相对于国家保存了非常大的独立性,这些危险的人们有时被吸收进军队从而实现了他们和国家的和解……而有时他们可能对帝国本身构成威胁。”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