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哲学范式”既是对“标准化哲学”的前提批判,也是“哲学多样性”的表征。不可否认,中国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起过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教科书哲学所展现给人们的“标准化哲学”意蕴还是十分明显的,即中国的教科书哲学相对缺少了哲学本该具有的、也是最为本质具有的“反思精神”。与“标准化哲学”的两大特点相适应,对“标准化哲学”的“否定”,也应该从两大方面进行,即对“标准化哲学”自身存在的“否定”和对“标准化哲学”的“标准”或者“尺度”进行“否定”。对“标准化哲学”的“否定”并不是哲学研究任务的终结,从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看,对“标准化哲学”的“否定”催生了哲学研究的繁荣,这种繁荣的形式之一就是“哲学范式”研究的诞生和繁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准化哲学;哲学范式;知性思维;方法论;出场;存在;哲学研究;教科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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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格尔和列宁都强调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的统一,其统一的前提是“辩证思维”否定“知性思维”。“知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定性思维”,即反对哲学的多样化,坚定哲学存在的“标准化”。“社会存在”是多样化的存在,“标准化哲学”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哲学范式”既是对“标准化哲学”的前提批判,也是“哲学多样性”的表征。从“哲学多样性”理解,作为“方法论前提”的“出场学”应该是合理的存在。
关键词:知性思维/标准化哲学/哲学范式/出场学
近日阅读曹典顺先生的《出场学的存在与逻辑》①一文时,不仅想到了攻读博士学位时和作为同学的曹典顺先生曾一同探讨过导师贺来先生的一篇文章——《从哲学的“定性化”中走出来——哲学范式转换的重要内容》②,该文提出消解“标准化哲学”的前提是实现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五年来,曹典顺先生跟随任平先生研究出场学,成绩斐然,就《出场学的存在与逻辑》一文而言,就被《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正是基于这种影响,认真阅读了此文。总的感觉是,曹典顺先生的文章依然秉承了吉林大学的哲学研究传统——坚持“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值得回味和思索。基于曹典顺先生出场学研究的启示,也为了读博期间与曹典顺先生的那次学术讨论做一个学术性交代,决定写此文,就“标准化哲学”与“出场学”的关系问题阐释一下自己的拙见。
一、“知性思维”与“标准化哲学”
伽达默尔说,“20世纪哲学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③。伽达默尔所指代的“独断论”就是指“标准化哲学”。从本体论哲学的意蕴理解,20世纪初中国哲学教育和哲学研究只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即使到了20世纪末,表征中国哲学水平的中国本体论意蕴哲学并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意味着,伽达默尔所说的“20世纪哲学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并不能代表中国哲学。相反,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水平还停留在以追求“宏大叙事”为目标的“同一性哲学”的水平之上,而“同一性哲学”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共性原则”,即“标准化诉求”。从“标准化诉求”的意蕴理解,“同一性哲学”亦可称之为“标准化哲学”。不可否认,中国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起过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教科书哲学所展现给人们的“标准化哲学”意蕴还是十分明显的,即中国的教科书哲学相对缺少了哲学本该具有的、也是最为本质具有的“反思精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应该与人们过于将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有关。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是一个“技术化”的过程,而与“技术化”思维相适应的应该是“知性思维”,也即是说,“标准化哲学”就是“知性思维”的结果。
知性思维“是指运用普通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则所进行的思维,形式逻辑是知性思维的集中体现”④。应该说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形式逻辑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逻辑必须符合同一律、排中律与矛盾律,同一律要求在一个思维过程中的命题必须是且只是什么,而不能既是什么又是另外别的什么,排中律表明在某一思维过程中的命题真假值是排除中立的,满足这三大规律的命题必然具有确定性与有限性。这就表明知性思维要求我们的思维必须是确定的,固定不变的。首先,知性思维是对常识世界经验材料的局部的抽象,(“以”)概括出形式的普遍性,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某类具体事物所具有的共性的抽象,其结果是抽象的,因而不同于具体的感性材料,但它又有别于辩证思维,因为辩证思维把握了事物的对立统一方面的关系,是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把握事物。其次,知性思维的过程是单向度的,知性思维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相互联系的事物分门别类,概括其抽象的规定,可以看做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的过程,即以抽象规定为基础在人脑中复制出理性具体。这种理性具体作为人的思维逻辑的终点不同于感性具体,感性具体只是现实的混沌的“表象”,而思维具体是将抽象的感性具体具体到思维中的结果。最后,这种单纯的知性思维局部的抽象,必然导致抽象结果的确定性,这也是知性思维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但是建立在将相互关联的事物分门别类的基础上的知性思维的抽象规定必然是有限的,因为它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仅从对立方面思考,必然会导致认识的片面性与有限性。
纵观哲学史,无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等,在研究人类认识的过程中,都发现了认识的复杂性,并阐明认识过程中知性环节的存在。近代康德更是将人类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就叫做感性。所以,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且只有感性才给我们提供出直观;但这些直观通过知性而被思维,而从知性产生出概念”⑤。这就是说,一般对象通过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即空间与时间进入人的感官,而知性产生概念,由概念来统摄感性直观,从而形成普遍性的知识。黑格尔更强调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的联系作用,认为知性思维与肯定的思维和否定的思维一起,构成完整的思维逻辑,而单纯的知性思维是“作为知性的思维停留在各个固定的规定性和它们彼此的差别上;这样一种由局限的抽象东西在作为知性的思维看来是自为地持续存在和现实存在的”⑥。单纯的知性思维把事物的存在、属性、功用等方面的规定性当做自明性的存在。它不仅在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实存,将来也不会发生变更。这是与黑格尔强调的辩证思维的特点相悖的。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继承黑格尔对知性思维的看法,即批判知性思维的片面性、独断性与有限性,但同时还强调知性思维作为辩证思维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存在,即知性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基础与前提,正是因为知性思维具有确定性、有限性等特点,才使辩证思维不至陷入诡辩论的泥淖。可见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