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文理兼容、魅力独具的一门学科，它通过研究古代人类活动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复原人类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人类起源、发展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考古学与公众之间有着紧密关系，它是人类了解过去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人们天然地会对自己的过去和埋在地下的“宝藏”充满好奇。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根据在美索不达米亚乌尔考古遗址的经历而写出的《古墓之谜》（Murder in Mesopotamia）广受欢迎，成为畅销小说，反映了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

　　考古学在诞生后的200年中已经改变了公众对世界的看法，考古新发现还在不断刷新我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各类遗物充实了博物馆，成为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公共文化和教育资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以及受利益驱使的盗掘，令越来越多的考古遗产遭到人为破坏。严峻的形势使很多学者意识到仅仅依靠考古学界的力量难以全面保护分布广泛、数量巨大的考古遗产，考古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社会、公众的支持。这就要求考古学界必须向社会阐明考古学的意义和考古遗产的价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考古遗产保护中。出于以上多种原因，国际上开展了许多面向社会和公众的考古活动探讨和实践，欧美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这个研究领域。

　　尽管Public Archaeology这个概念在我国还存在着是翻译成“公共考古学”还是“公众考古学”的争议，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其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也存在不同看法，但是考古资料的公共属性和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使得这些争论并不妨碍各国学者在这个概念下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公共考古学逐渐成为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与欧美国家愈来愈频繁和深入的学术交流中，一些中国的考古学者看到国际上已经相对成熟的面向公众的考古活动，开始反思我国应该如何更好地让社会和公众了解考古学，提出中国亟须构建公共考古学，并逐渐开展了相关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工作。1990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使每年一次的评选成为公众了解考古工作和成果的平台。2002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第一次将“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作为会议主题。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从国家层面推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2007年“文化遗产日”准备期间，国家文物局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具备开放条件的文化遗产地、文物保护单位、古迹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在‘文化遗产日’当日或前后根据实际情况免费（或优惠）向公众开放； 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工地可有组织地向公众开放。”此后，一些考古科研机构陆续尝试进行了面向公众的考古活动，围绕考古学和公众的学术研究也大幅增多，并且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公共考古学界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