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界中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天赋异禀,23岁获得博士学位,28岁成为教授。1912年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出版时,他还不到30岁。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反复强调“持续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这一观点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赢得了经济学界的赞誉。熊彼特成名虽早,但人生的前半段并不走运,从政、经商均不成功。1932年他定居美国,从教哈佛,学术研究渐入佳境,以《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两部著作构建出“以发展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两部杰作则在彰显其深厚理论功底的同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经济发展理论》最早以德文发表,此后做了修订再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版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六章内容,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及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当然,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还是创新理论。作为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的独到见解奠定了其在经济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其主要成就。《经济发展理论》面世于一战前,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体系变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其核心内容“创新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依旧强劲,弥久如新。笔者以为,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有四点值得细品。

　　其一,发展不是积累而是创新(对发展内涵的拓展)。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来解释,而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发展,不是人口、财富的简单积累,而是经济生活内部蕴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也就是“创新”。他认为,现代经济生活是在“破中求立,边破边立”中成长起来的。就这一点来看,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既是对国内盛行“就增长谈发展”认识的批判,又是对“打破旧均衡,实现新均衡”的积极探索。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深刻领悟,是国家进步的象征。

　　其二,重点在生产而非需求(对需求要素的淡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没有考虑消费者需要中的任何自发性,假定嗜好是“给定的”。他不否定“新需求产生,继而带动生产”的联系方式存在,但他认为,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需要是一切生产的终点。这一设定使其对经济的理解偏重于“供给”,也使其与关注“需求”、倡导政府救市的“凯恩斯主义”相悖。从现实来看,随着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效力不断减弱,熊彼特的设定更适应国家的政府职能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归“生产”无疑是一个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