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过程。前者“重继承”,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实践之“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迁相结合的过程;后者“重发展”,即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申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之命题,既涉及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又事关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解此命题,不仅可以回答已故的马克思缘何能以“思想在场”的方式展示强大的生命力,也有助于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进行等重大问题。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说明:没有“与时俱化”,就不会有“与时俱新”和“与时俱进”。何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鲜活变迁相结合,何时才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对马克思经典倒背如流的王明等人,之所以陷入使中国革命遭受重挫的教条主义之窠臼,就是因为其照抄照搬国际共运史中的既有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独辟蹊径,创造性地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新路,是因为其立足于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及具体问题。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成果,也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既是“内容”又是“方法”,是内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己任,致力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并非穷尽的真理和现成的教条,而是为追求真理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方法。这意味着,与时俱进不仅需要拔新领异的动态思维,而且也需要沟通融通的开放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与时俱进,至少需要理性地处理三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