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和文明的角度推崇城市，但在人类学者看来，他们没有调动感官等综合的物质基础与文学体验。因此，在他们笔下，城市文明仍旧是一堆象征符号，书写也是苍白的。与他们不同，人类学者对城市文明爱恨交织。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抑制住理论建构的冲动，只等白描的文学经验成熟，理论便呼之欲出。

　　逆向旅行：城市田野的特点

　　研究者在理论讨论中做了大量文献工作，但这些工作和实际的田野调查有一定的距离。把自己扔到田野里，从零开始，从一个新的名字开始，这种转换实际上会影响到研究者的日常生活。随着积累和自我规训的强化，研究者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有些变化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从城市的田野回归后的检讨和写作是非常有意味的。因为，马林诺夫斯基也曾经历相似的矛盾和精神的放逐。城市田野研究者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处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有所差异。谁能想到，人类学者开始在文明社会的空间，在城市的中心位置，通过餐饮消费来了解阶层文化、了解人和自我。研究者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马林诺夫斯基则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安排自己的田野计划，且很多是即时的、随性的，结束田野调查、写完工作日记后，他还可读一读小说，或去酒吧、教堂找同胞聊天。而城市田野研究者，几乎不需要用文明人的生活方式来补充原始社会田野调查给自己带来的枯燥和冗长，他（她）只是从城市的一个角落退回到同一城市的另一角落，这样的“落差”，又怎么会产生知识分子的精神放逐与精神分裂？与此相似，城市田野研究者写作田野日记，只是一个体察都市文明和餐桌礼仪的过程。和人类学“离我远去”的古典精神相比较，几乎是一个“逆向旅行”。

　　福柯从疯癫的本体提出了对人的价值和现代文明的质疑。这一书写传统，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同样引发了不可想象的“逆反”。这几乎是野蛮的人类学者（野蛮人），在中产阶级的文化消费空间学习文明和礼仪，压抑、磨砺一切有可能纵容自己反抗文明和制度的野蛮人的那一颗“返璞归真”的心。这对于习惯了乡村田野调查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痛苦的。人类学者的城市化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乡村的人类学田野成为人类学的固有传统；虽然也有学者质疑、批评乡村人类学认识论的自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