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空前未有地拥有愈来愈多的共同命运，一些学者开始思考怎样才能用更开放、更多元、更包容的视野研究历史的问题。面对这一转向，中国史研究如欲避免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似应在百年来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脉络中找到本土源头，承接当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试图将中国史研究纳入“世界历史”的宏图大略，矢志于“部分整体化”、“主体多元化”和“重新概念化”的“新会通”，从而形塑具有在地特质和品性的相关研究。

　　关 键 词：全球史/中国史研究/新史学/本土源头

　　作者简介：胡成，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10093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似可诠释当下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全球史”不断升温的热情。倘若将全球史分为两个写作取径：一是把全球当成一种整体性的地域，即unified history的研究；另一是聚焦在全球不同地域，即connected history的“跨国”互动之研究，那么国内学术界对此都有所关注。最初是《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率先刊行“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的一组笔谈，后续有《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刊登了一组介绍国外“全球史”研究的笔谈，并将之列为“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系列”之开篇。翌年，《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又刊登了王立新教授的《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专题论文，这都表明当今国际史坛方兴未艾的“全球史”或“跨国史”研究受到了国内主流学术的相当关注。可大胆预料，这种高频率刊发介绍性文章将会影响到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投身其中，从而成为未来中国史学发展一个新的学术热点或学术转向。重要的是，本为人文基础学科的史学，应理所当然地积极参与当下中国和平发展，乃至涉及民族复兴的“全球视野”之学术建构。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展开“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怎样才能避免对西方学术曾经有过的照抄硬搬，或者说欧美“发球”、“挖坑”，我们“接球”、“灌水”的随风起舞。作为参照，德国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

　　一 “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本土源头

　　西方学者多认为当下的“跨国史”研究发端于美国。②的确，在启蒙思想的引导之下，19世纪西方科学史学发展的主流，是以建构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族历史(national history)，美国自然也不例外。1880年代，一批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如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创始人赫伯特·巴克斯·亚当斯(H.B Adams，1850-1901)、担任该会第一任主席的安德鲁·怀特(Adreww White，1832-1918)、也担任过该会主席的埃尔伯特·布什内尔·哈特(Elbert Bushnell Hart，1854-1943)，纷纷取得在美国顶尖大学任教的关键教职，通过培养学生和创办《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成为了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他们基于来自英国的“条顿生源说”(Teutonic germ theory)，片面强调白人(White)、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新教徒(Protestant)，即WASP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作为长期以来美国国家历史叙事的主流，则忽略了其他族群和文化的历史存在。逮至1960年代，随着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兴起以及美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美国历史叙事要想拥有合法性，就必须写入非白人、女性、劳工、通俗文化乃至性活动(sexuality)等诸多内容。以对北美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非洲裔美国人为例，美国历史就不能只是白色大西洋(White-Atlantic)的故事，还必须要有当年黑奴船途径大西洋，即这一族群被迫离开非洲家乡“黑色大西洋”(Black-Atlantic)的故事。相对而言，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人口构成方面像美国那样“跨国”，西方世界的相关研究发端于此就不足为怪。③

　　问题在于，当下那些西方世界鼓吹“全球史”或“跨国史”的研究者，虽对中国历史愈来愈感兴趣，但由于多不通中文，或多不读中文，甚少了解中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自然不会知道在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一批中国历史学家早就实践着另一种“跨国视野”或“跨国史”之研究。毕竟，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是通过15世纪新航路开辟、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政治、经济变革乃至流血战争，中国在距今两千两百多年前的秦汉之时就已形成了统一国家。1954年3月，范文澜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针对苏联学者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且不可能有民族，指出用这个原理来看欧洲的历史是可以说得通，然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既不是部族，也不是资产阶级民族，而是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里魁，形成了一整套的统治体系，“在独特的条件下很早就形成为民族。”④再就当今通行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来看，尽管中文的“国”在狭义上不一定有近代的“nation”那么注重主权(sovereignty)，但在广义上也声称“以兵器之戈而卫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民族国家”通常有两种演化类型：一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的nation state；另一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的state nation。⑤前者，如德意志是先有了讲德语的人都被视为同一民族的强烈意识，然后才有俾斯麦统一德国之举；后者，如英国、法国，则是先有强大中央政府，接下来才有将操不同语系的族群整合成统一的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如果我们在这里不硬套西方标准，那么中国似可认为属于先有民族，后有国家的那一类型，即在中原汉地先形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制度，然后通过逐渐融合周边各族群，不断建构了今天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⑥

　　不过，源自汉地中原的传统史学，甚少关注这些周边族群和国家。这里或可作一个“跨国”比较，即同样作为西方、中国史学创始之作的《历史》与《史记》，在这一点上有不小的区别。前者是由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公元前443年开始撰写。在此之前，他作为商贩，向北到了黑海北岸，向南到达埃及最南端，向东至两河流域下游一带，向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对希腊周边的族群和国家进行过细致的考察。据说，希腊人轻视外国人——他们称外国人为“野蛮人”，希罗多德则从来不这样。当希腊和波斯发生争战之时，他虽坚定地站在希腊这一边，却也钦佩和赞美波斯人。他认为波斯人都很勇敢、侠义、诚实。此外，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对他来说都是很值得赞叹的。即使在野蛮的赛西亚和利比亚，他也能找到值得赞美的东西。⑦他撰写《历史》的目的是要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业，为了让人类的功业不致因年深日久而被遗忘。⑧后者约由司马迁在公元前104—前90年撰写。他此前也有过广泛的游历，然所到之地都在汉地中原境内，没有涉足周边族群及毗邻国家。这也导致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尽管矢志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等6篇相关记载，比汉地中原的历史记述不仅简略了许多，如没有世家、本纪以及记载天文地理等变迁的“志”等，且还没有最终摆脱“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的华夏中心，或汉地中原中心之大一统理念。⑨再就传统史学的发展来看，这种只限于禹域之内的研究视野至少延续到了19世纪中叶的道咸之际，故我们今天或可用“向内”(inside)的中国史书写范式来称之。

　　然而，“向外”(outside)的中国史书写范式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道咸之际，魏源等经世致用学派为应付边疆危机而对漠北、西北史地的关注。关于这一转向，以往已有很多研究，毋庸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其时恰逢欧美汉学主流由以往的“传教士汉学家”转换至“专业汉学家”，并影响到中国读书人对其中学研究能力的判断。具体说来，前者如19世纪上半叶抵达中国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等人。他们从传教需要来研究中国，注意力集中于诠释和解读汉文典籍，多不通晓周边族群和国家的语言，很少涉及那些相关的史地问题。与他们交往的那些中国读书人如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在西学方面只能当小学生，但在中学方面，尤其是汉文典籍的史考、史订方面绝对是其先生。与之不同，新一代的“专业汉学家”，在中学方面已不见得输于同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如俄国的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1818-1900)、法国的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等人，他们多供职于所在国著名大学的东方学系或相关东方学的研究机构，深受当时风行欧陆的亚述学(Assyriology)、埃及学(Egyptology)、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之影响，通过长久和系统的语言学训练，能够熟练利用历史语言学方法，并将中国史置放到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框架中进行研究。

　　这些“专业汉学家”的研究能力让中国读书人感到惊愕和震撼。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早在洪钧(1839-1893)1889年至1892年出使俄、德、奥、荷兰四国，综合欧人研究编撰的30卷《元史译文证补》刊出之前，就已有国人感慨欧洲汉学的领先研究。曾以好聚书、刻书、藏书并精于鉴别校勘而享誉士林的谭献(1832-1901)的日记中记有：1897年4月9日，钱恂(1853-1927)探访，两人就学问如何“通中西，证古今”有一番交谈。钱恂是钱玄同同父异母之兄长，家学渊源颇为深厚。1889年，湖南按察使薛福成以三品京堂后补充任出使外国，钱恂于翌年以直隶候补县丞随之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钱恂为张之洞帮办洋务，任湖北自强学堂提调。由于出访经历以及学者背景，钱恂对当时欧洲汉学有相当了解。他告诉谭献，说其久欲订述的一些问题，“海外已有留心于此者”，且“讨论精审”。这不禁让谭献“闻之慨然”。⑩此后随着敦煌等西北边地古文字文书的发现，这些“专业汉学家”的研究能力更让国人嗟叹不已。1906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的委派，前往中亚考察时，两年多时间里搜寻到包括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一批古梵文、印度文、波斯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书写的经卷古书。此时中国学问深受乾嘉学派影响，笃信“读书”必先“识字”，就像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然而，这些非汉文资料却没有一个中国学人能读通看懂。1909年9月4日，一批最博学的中国读书人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欢迎伯希和从敦煌返回的聚会，学部侍郎宝熙、柯劭忞、蒋黼等人出席。据时在北京开店铺的日本人田中庆太郎的记载：看到伯希和展示的这些敦煌珍品，“人人都为之动容”。(11)

　　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从此后的治学取向来看，似可推断其时受到震撼最大的中国读书人应是时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并且在现场与伯希和也有过交谈的王国维。两人有了学术交往之后，王国维在其研究基础之上，十分注意汉地中原与周边族群和毗邻国家之议题，利用汉文资料推进了相关研究。例如，1919年8月17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称他看到日本学者将伯希和八年前的一篇演讲，译成日文在《艺文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谈到了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言语文字，王国维认为“此发明至为重要”。王国维遂将这篇日文文章以《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为题译成中文。王国维指出，伯希和演说中亦有不关宏旨的小误，如所说吐鲁番之地下水道其法与波斯同，“实则我国古代井渠之法始汉武帝用以引洛水，后之用之敦煌塞外，其发明在通西域之前，后车师等处用之，遂传之波斯；今则北京大街之大阴沟，亦此遗制耳”。(12)事实上，王国维接下来撰写的《西胡考》(上、下)、《西胡续考》和《西井渠考》诸文，皆萌发于此。这种虽立足于中国史的研究，但将视野拓展至关注周边族群和毗邻国家的史事和文字，自然可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淹博”和“会通”。所以，1927年6月，当王国维不幸辞世的噩耗传到巴黎，伯希和在《通报》杂志讣闻栏中撰文，称近代中国还没有产生过像他这样如此精深、“涉猎如此广泛的渊博学者”。(13)

　　与身为域外学者的伯希和不同，中国学者陈寅恪着眼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更强调王国维为推进中国史学现代转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他看来，这一划时代意义体现为：王国维“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14)毕竟，1925年王国维为清华学校暑期学生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所做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在他看来，听众应当格外注意分量最多、且为近30年中特有，在中国境内新发现材料之一的古外族遗文。他声称：“然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15)实际上，作为王国维事业的后来之人，至少在1949年之前，陈寅恪的研究旨趣也在于通过对汉地中原周边族群和毗邻国家，即他所说“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研究，探寻属于中国史研究中事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民族文化史的诸问题。与之同时，研究旨趣与他相通的还有陈垣、岑仲勉、向达以及稍后的周一良、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等人，他们都做出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这表明“向外”的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取向。

　　当然，从学术词汇的角度来看，那个时代没有“跨国史”、“全球史”的概念。这样一种研究范式见诸于时人的文字是“东方学”、“汉学”和“虏学”。前两个概念特指西方学者的研究，体现的是一个外部或另一个种族及文化的视角和立场，这里或可搁置不论。后一个概念，虽在傅斯年于1928年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出现过，但今天则绝对不能沿用。因为“虏”在汉字中是一个贬义词，意指“敌人”、“叛逆”，也是古代汉地中原在交战状态下对北方外族的贬称。实际上，向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口无遮拦，对此大概有所意识，文章中明确写有“说句笑话”，故不必当真。(16)此外，还有傅斯年使用过的“四裔”及今人使用的“四裔偏向”似也值得进一步推敲。(17)因为与“虏”相比，“裔”作为“夷狄之总名”，虽没有太多贬义，但在字形上从“衣”，由衣裳边缘引申而来，指四方边远之地。这一出自古人天下观中的“四裔”，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所栖居的幽州、崇山、三危和羽山之地，可否涵盖或对应此时这些本土研究关注的区域和人群？回答是否定的。且不说那些本土学者的研究，涉及漠北、中亚以及更西边的印度、波斯、伊朗等国，即以那些现在属于中国境内的族群来看，如遗物颇有存者的古代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西夏，王国维明确称其“均立国于中国北陲”。(18)这些当年曾经的“立国”，拥有独立税收、官吏和司法体系，甚至拥有挑战汉地中原的骁勇和雄健武力，用表明臣服或隶属大一统国家统治的“裔”称之，与史实有太多扦格。比较而言，前面所说的connected history的“跨国”互动，即“跨国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大概是对此学术发展走向一个较为恰当和确切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