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该文着重探讨了以顾颉刚、李济、苏秉琦为主，兼及夏鼐、张光直等的学术事功，以及他们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流派所做的贡献。同时，文章还对与学术共同体有关的问题，对照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尝试做出初步分析。　　

　　关 键 词：疑古思潮/民族主义/学术流派。

　　査晓英在近期论文中援引张光直的话说到两点：“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①而另外有学者则称，在尚未出现能够超越或取代“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新学说之前，中国考古学正处在“苏秉琦时代”②。笔者拟以李济等前辈的事功为中心，有选择地梳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引出对于学派和时代的讨论。

　　一、疑古思潮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

　　顾颉刚(1893-1980)曾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掀起了新一轮的“疑古思潮”，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③。不过，这一派对古史的“破坏”作用要远远甚于“建设”作用。“破”后如何“立”，成了个问题。“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几乎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识。顾先生也深有自知之明，他几次提到，凡事不可能一人包揽，当和他人分工合作。“所谓华夏民族究竟从哪里来，它和许多邻境的小民族有无统属的关系，此问题须待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努力”(《古史辨·第四册序》)。他称自己“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古史辨·第二册自序》)。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资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1910-1985)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中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则是：

　　他们批判封建主义的旧史学是对的。但是他们所想建立的仍是资产阶级的新史学。他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又没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立说的基础。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无法建立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上古史新体系。不过，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的旧史学的摧陷廓清的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④。

　　曾悉心研究20世纪疑古思潮的沈颂金博士(1964-2003)认为：“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⑤

　　不过也有人研究此段学术史、分析过“古史辨”派的困境。例如，山东大学的李扬眉博士认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自始至终都具有鲜明的“思想史”特质。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究上古史料的生产、组织、构造和流变等等，最终目的是要从“中古期的上古史说”中勘探出“真正的古文籍”，从而尽可能地达到对上古史的客观认知；只是他所援用的方法事实上仅能在“史料”范畴内发挥效用，根本无力将他引领到“史事重建”的层面。而顾颉刚以史料为本位的致知取径恰恰主要来源于他所反叛的经学传统，因此他的古史研究未能真正脱出传统学术的范式⑥。

　　其实，当时不论是“信古”派还是“疑古”派，都采用一种循环论证的方法，以传世文献评判传世文献，而李济等人所倡导和践行的是，利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来重新评判传统文献，以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重新评估整个中国古代文明⑦。安阳殷墟的发掘和事后的大量研究成果，切切实实地“把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⑧。

　　20世纪70-90年代，包括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带文字的考古新发现剧增，人们对于传世古籍产生了新看法。李学勤等学者指出，需要重新认识学术史，认识到“古史辨”的副作用，即，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李学勤还提出“走出疑古时代”⑨、进行“释古”⑩。总的说来，9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家们，在处理传世文献方面更为成熟，也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考古学的局限性。对于李学勤等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些阶段性成果，张忠培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