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是延安文艺运动发轫80周年，也是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1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寻绎延安文艺运动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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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生产这些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不是别人，正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没有人民从事艰苦劳动这个基础，任何文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人民在从事劳动生产的同时还创造了大量文艺作品和文艺半成品。如著名的《弹歌》 （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 ，就是上古劳动者的逸响绝唱；经典诗篇《木兰辞》的问世，固然离不开文人的加工，但是起码百分之七十的功劳应当归于人民群众的原始创作。综观整个文艺活动的系统，可以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是文艺的第一创造者。既然如此，人民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文艺的主人。然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旧中国，基本的文艺资源却被少数富人、贵人所占有，人民不仅被剥夺了文艺表现的权利，而且被剥夺了文艺享受的权利。这无疑是对于历史的颠倒。

　　对于这种颠倒，自古以来都不曾停止过质疑、不平，甚至不同程度的抗争。比如，白居易曾经主张把人民的疾苦作为创作的对象（ “惟歌生民病” ） ，并且尽量让自己的诗歌通俗化；刘禹锡甚至接触到劳动造成艺术的社会真实（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 ；郑板桥则公开声明：“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但是这些古代士大夫的议论，还远不能说是把立足点移到了人民一边，而仅仅是对人民的不平境遇有几分恻隐之心或人道情怀而已。“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胡适等上承梁启超的“三界（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 ，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号召“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为在文艺领域动摇封建贵族的统治作出了基础性贡献。不过这里所说的国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真正把劳动人民置于文艺主人公地位的，是觉醒的劳动人民自己，是觉醒的劳动人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即在着手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同时，紧密团结左翼文艺阵营，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艺理论解决中国的文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