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哲学旨在“古今对看”和“中西互镜”中拓展出一种具有启蒙效应的形态学“远见”。就道德形态学方法所内含的比较哲学之旨趣而论，它包含“形态相通”的追求和“语境互证”的史识。

　　比较哲学是一个对学问、思想和知识条件有很高要求的领域，它的比较跨界的学问特质和说通历史、说通理论、说通现实的思想禀赋，决定其大气磅礴。比较哲学视角是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视角。回顾这段学术史，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比较哲学而言，至少有三个前提性的问题要厘清，即哲学形态的“一与多”、“古与今”、“中与西”。

　　比较哲学的“比较”二字涉及人们对“哲学”本身的理解，蕴含着从“比较”的视角开出“哲学”的意味，于是产生一系列的元问题。

　　如何比较？比较权衡的标尺是什么？有没有不同形态的哲学？等等。思考这些问题必然要进入复杂的“史”与“论”的不同论题域，且在元哲学层次上认识到，哲学“或多或少就是比较哲学”。从“史识”看，在“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意义上，人们总是以一种“古今对看”的眼光重新发现传统，重新开始哲学；从“立论”看，在“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的意义上，人们总是在文明形态的比照中理解文明，创建哲学。

　　笔者认为，引入比较哲学视角，是自觉地寻求一种“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形态学方法。有了这样一种元哲学意识的觉醒，我们做具体的比较哲学项目（比如海德格尔哲学与老庄哲学的比较）时就不会迷失方向，而做某些范畴的比较哲学论题（如道德范畴中的“仁”与“爱”的比较）时也会富有远见。

　　以道德哲学范畴的比较哲学论题为例，大致可以管窥一下比较哲学中隐含着的形态学方法的重要性。在道德哲学论题上，笔者称此方法为“道德形态学”方法。

　　反思比较哲学（甚至哲学自身）的元问题，不难发现，人们运用和提出某个哲学概念或哲学范畴，或者言说某句“哲学话语”，总是有其历史的或语境的形态学构成和分布。这些概念、范畴和话语在其出场境域中总是潜隐着某种有待诠释的总体性的意义系统。比如，被释义为“实践智慧”的某一道德哲学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和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的形态就不相同。这使得从不同视角进行比较探究以勘测其形态学之构成和类型的分布、流变及演化就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