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礼赞》:茅盾脱险之后的观感

　　抗战爆发后，作家茅盾和许多文化人一样，不得不离开书斋，漂泊四方，过着近乎“旅行家”式的日子。从上海经内地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从香港经越南海防、河内到昆明，从昆明经成都、西安、兰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从迪化经兰州、西安到延安，从延安到重庆，从重庆经内地再到香港，从香港到桂林，从桂林再回到重庆，这大体就是茅盾在抗战期间“旅行生活”的线路，其间“陆海空”并举，艰难险阻当不难想见。《白杨礼赞》的素材，就取自当中他从新疆“虎口脱险”后去往延安的黄土高坡上。

　　茅盾当初决意去新疆，是受了杜重远写的一本书的影响。抗战初期，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已三进新疆的杜重远登门拜访并邀其西行，还送来一本他写的题为《盛世才与新疆》的小册子。茅盾后来回忆说:“书中把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描绘得十分光明，使得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对新疆产生美好的印象。”“杜重远写的那本小册子，的确使我动了去新疆的念头……然而杜重远三次进新疆所看到的究竟有没有假象呢？这事我必须慎重。”因盛世才与延安有联系，茅盾便去找当时在香港的廖承志打探，但也没问出个究竟，廖只告诉他: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并且有你认识的人。这句话等于给茅盾吃了一颗西去的定心丸。

　　1939年3月，茅盾一家和学者张仲实等历尽周折，终于抵达新疆迪化。盛世才在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卫队的护卫下，亲自出城迎接。茅盾随后被任命为杜重远当院长的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不久又被盛世才委以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一职。但他很快意识到，这里的情况相当复杂，当初在香港的一丝疑虑并不多余。在迪化，他见到了共产党人毛泽民、陈潭秋等，毛泽民提醒茅盾:盛世才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有边疆“土皇帝”的特性。果然，不出半年，曾写小册子盛赞盛世才的杜重远，便由于一两件在茅盾看来不过是“芝麻大的小事”而不被信用，到了当年10月，杜重远被迫辞去新疆学院院长，赋闲在家，等于遭到软禁。茅盾和张仲实顿感“形势越来越险恶了”，几如身陷虎穴，如何能及早离开新疆，成为此后让他们大伤脑筋的问题。

　　茅盾先是托一位与他相识的塔斯社记者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提出全家赴苏游历的请求，未能如愿；接着他又在给重庆友人的信中，大谈“眼疾”，制造返内地看病的“藉口”，也未能如愿；直至1940年4月下旬的一天，茅盾收到二叔自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告知他母亲已于4月17日在家乡乌镇病故，正是这封给茅盾一家带来悲讯的电报，让他们最终得以安全离开新疆，躲过了一劫。他后来回忆说:“我与德沚(茅盾夫人)商量后，就拿起电话向盛世才请假，我说接到上海电报，母亲病故，虽说丧事已毕，但还有些后事需要请假回去料理。盛世才在电话中沉默了片刻，就爽快地同意了。”茅盾随后在新疆日报发了讣告，定于4月22日开丧遥祭，盛世才不仅出资为茅盾一家操持丧事，事后还设盛宴为茅盾饯行，邀请200多人出席。盛甚至也同意张仲实与茅盾一家同行。

　　几天后，茅盾趁向盛世才请示文化协会的工作如何交代的机会，询问何时可以动身。盛答:现在没有飞机，什么时候有飞机我会通知您们的。这与此前杜重远和张仲实借病借故向盛请假回内地时所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事实上，迪化上空天天有飞机飞来飞去。在茅盾看来已是“走定了”的事情，似乎又现波折。他们只好再去苏联领事馆找总领事问计，得悉恰好有一架苏联交通飞机要来这里，并在五一节后飞往重庆。双方商定，五一节盛世才依惯例请总领事吃饭，茅盾等作为当然的陪客，可在席间当着盛的面提出搭机一事，盛便不好阻拦。这一招果然奏效，宴席上，茅盾依计行事，盛世才不仅不得不答应，并且还不得不举杯祝他们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