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09：一号文件又归三农

　　如果改革初期关于农村问题的5个一号文件是为农村改革保驾护航的话，那么2004年至2009年的一号文件，则是开启了重农时代。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

    人们不会忘记：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开创了中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目中，中央一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　　

　　时隔18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处于“真穷、真苦、真危险”境地的农民高兴地发现：中央一号文件又回来了。

　　此后直到2009年，中央又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如果说改革初期关于农村问题的5个一号文件是为农村改革保驾护航的话，那么2004年至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是开启了重农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使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在历史的瞬间，越过了贫困，从温饱线上逐步向小康迈进。然而，农村的改革，深层次的推进，依赖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从1985年起国家实行流通渠道体制改革，但这项改革经历了曲折反复之后，至今也没有完成，致使农民不能顺利走向市场。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按照原来的设想，新的农业体制是有统有分，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事实上，一直受“大集体”压抑的农民，没有那种兴趣。所以当时层层上报设立了多少多少个经联社、合作社，但实际上是农户各自经营。这种千家万户各自经营的方式，与大市场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不了解市场，往往是看邻居。本村当年种什么赚了钱，明年就跟上种什么。结果是，今年市场上的稀缺产品，明年就过剩，农民吃尽了苦头。

　　尤其是在改革的中心转向城市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一些新的碰撞和摩擦。　　

　　首先，误认为农村富裕起来了，因而各方面通过种种办法向农村、向农民伸手，农民负担不断加重。　　

　　同时，国家继续采取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积累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工业建设。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县以下财政收入压得太紧，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却供养了69%的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公共财政开支严重不足。本应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却要农民负担。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现象屡禁不止。再加上农村机构膨胀，人员增加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改革初期农民得到的实惠一点一点地被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