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伦理学是一个时代“伦理精神”的学理化表达，因此我们可以从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互动与节律的关联语境中，检视和反思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利弊得失，从而解释其真实的理论图景和学术潜能。具体而言，即通过互镜式的学术评价，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在转型期所面临的三大挤压或三大精神文化挑战，解析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主题开展、视域局限、疑难纠结、方法论问题和学术话语等论题，以及造成当前学术格局的诸种因素；同时，通过国际国内两个视域，对当代多学科交叉互镜的学术发展趋势的多面透视，寻求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新路径、道德话语的改进策略，实现理论愿景。

　　关键词：伦理精神  伦理学研究  现代性伦理  道德话语

　　作者万俊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北京100084）。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也无论人们以何种方式从事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学术研究，伦理学都是特定时代之“伦理精神”（ethos）的学理化表达。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研究，伦理学应当是人类生活世界之“伦理精神”的学理化努力，而且只能是某种特定时代生活语境中的学理化思考。所谓“伦理精神”，归根结底不过是隐含在特定时代和历史语境中的道德价值或伦理理想，它可以获得一种抽象的理论条理化、原理或原则体系化的学理表述，但只能在某一种或多种具体的实践语境和时代语境中得到真实有效的解释或论证。在此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的“伦理精神”与该时代的伦理学研究总是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的。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解读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学理开展及其理论得失进行大致的解析和评估，以求在现代中国的“伦理精神”与伦理学研究之间，建立一种互镜式的学术评价方式。所谓互镜式学术评价，是指一种基于多样性学术视野交叉、多种（差异性）学术观点比较，甚至多种学术理论方法相互印证、对比分析之上的开放式学术评价。它既是现代学术跨学科研究和开放性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对现代学者提出的一种具有综合性与开放性的学术视野、理论姿态和学养能力的内在要求。这一学术评价方式不单是纯粹的学术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对我们时代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文化状态的思想检测与综合评估。

　　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所谓“火车加速拐弯式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化转型是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要经历的发展阶段，但由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条件差异，各国家或地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或样式。以近代百年来看，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至少呈现出如下三条鲜明的演进轨迹：其一是反复试错而后逐渐自我定向式的加速转型，其间大体表现出先模糊、后西化、再仿苏（苏联）、最后选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四个不同阶段。其二是由浅入深、先易后难的递进式激进转型，其间所呈现的明显轨迹大体是，先更新“器物”和“技术”，后变革“政制”和政治，再批判文化和“道统”，最后寻求“新道德”或所谓“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语）的逐步递进。其三，近代百年的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转型不仅历经了传统与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激烈变革，而且也经受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社会道路或模式的竞争、抉择。上述三个方面的社会演进轨迹表明，与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相比，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明显表现出速度更快、方式更激进、效应更显著，因而问题也更复杂的特点，特别是在社会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等隐性层面的问题和表现，更是如此。

　　以新中国成立60多年，尤其是以改革开放30多年为视域来看，中国社会之现代转型的演进轨迹除了继续前述百年的演进之外，还有一些不同于此前、甚至也不同于欧美和日本之近代化的鲜明特点，诸如：近乎零点的发展起点，“加速拐弯”或“弯道超车”式的跨越式发展过程，过高的发展成本或代价（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代价），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激烈批判，等等。其中特别是，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后文革时代”社会文化道德的滑坡和社会信念体系建构的滞后，对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自我否定，都给当代中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也直接关乎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之“伦理精神”的理解和伦理学研究的理路、言路、进路的选择。

　　如果聚焦于我国最近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这一时期的伦理学研究，我们可以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种挑战大致概括为这样三种压力：其一是来自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浪潮冲击对当代中国“伦理精神”所构成的世俗化、功利化或实利化的挤压，这种挤压的实质和后果是社会经验生活的商业世俗化、实利资本化，因而导致社会精神生活日趋稀薄、沉降甚至萎缩的后果。其二是来自现代社会生活公共化扩张对个人人格、美德生长的挤压，即现代人品格及其生活的平面化、平整化和齐一性，人格精神、信念和理想的自由生长受到严重压缩。其三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虚拟世界的强劲扩张对现代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冲击，这种前沿技术的冲击给我们的真实生活，尤其是包括道德文化生活在内的精神生活所带来或可能造成的效应，有着难以预期和估价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这一挤压不仅使现代人的生活更加复杂多面，而且给我们的真实生活及其实质性意义带来了虚拟化乃至虚无化的多种可能隐忧。这是一种新的“现代性隐忧”，更是一种所谓“本真伦理学”的隐忧。总之，加速拐弯式的现代社会转型不仅对当代中国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当代中国的“伦理精神”理解和伦理学研究本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