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刊物就像一个人，有她的生命，也有她的品格。《文学遗产》创刊已经六十周年了，不平凡的岁月使她历经磨练，沉淀凝结，形成了自身博雅庄重的品格。当初几乎可以与她并肩而立的一些刊物，或消失在一波接一波的汹涌浪潮中，或逐渐暗淡退居人们视线的边缘。《文学遗产》则相对淡定，一路走来，步伐越来越坚定，地位越来越不可动摇。这固然与她的学科属性有关，也与国家体制保障有关。但几代读者、作者特别是编者的品格，无疑起了根本作用。是读者、作者和编者的品格，熔铸成了刊物的品格。

　　不仅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相比，古代文学属于相对超越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领域；即使与同属人文学的哲学、历史学等相比，在近代以来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里，古代文学在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方面，也显得相对有点力不从心。当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及人文学的其他学科热情高涨地投身一波接一波的时代浪潮，并为之推波助澜时，古代文学学科虽然也不免受到挟裹，甚至或主动或被动地力图也作一个弄潮儿，但不久就会发现，自身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微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以至古代文学学科和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免感到一种冷落和寂寞。冷落和寂寞也有它的好处。我们常说是相对的冷落和寂寞成就了某个人，对一份刊物来说也是这样。在多经历了几次这样的过程后，古代文学学科的同仁们逐渐接受并习惯了这样一种冷落和寂寞的现实，同时也更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越来越专注于耕耘属于自己的这份园地，与古为徒，俯仰自得。《文学遗产》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风向标，从她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一种趋向。

　　无论从现实处境还是从心理感受来说，古代文学界的同仁们今天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中国有自身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历来是一个世俗社会，缺乏宗教传统，市场经济的传统也很薄弱。中国长期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君权专制和士大夫政治相结合。与这种政治体制相应，中国文化历来以政治为中心，政治始终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轴，对经济、思想文化等起决定性作用。经济、思想文化（包括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缺乏独立性，整个社会生活中缺乏可对政治予以制衡的力量。久而久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特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社会上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他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主要看他在政治上是否成功，或是否关心并作用于社会现实生活。人们评价文学家及其作品是否有价值，也特别关注其是否热情关注和积极干预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因此形成了一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抱负，怀有“为帝王师”的情结。中国古代文学也具有了特别关注社会现实的品格，现实主义文学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弊端也因此而生，那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过于依附于政治体制，过于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等而下之则是过于关注个人的利禄得失，而缺乏独立的人格，缺乏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中国古代文学的政治功能、道德功能得到强化，但在探索人性的奥秘、展现人的复杂丰富的情感世界等方面则有所欠缺，文学本身实际上不受重视。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整天沉浸畅游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里，冥想体验古人的生活图景和心灵轨迹，自然难免受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中国古代文学精神传统的影响，包括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有时甚至造成时空错乱和身份错位，把自己错认为古代那些才华绝世、为民请命、襟抱难开的仁人志士。有这种心理作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就很容易发生身份越位，不甘心于在文言文，而是有志于问政。即使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也容易以古射今，以文论政。上个世纪中后期，曾经有过几波以古代文学研究议政干政的实践，由今视之，只是制造了一些转瞬即逝的泡沫。一度风光无限的“学说”和人物，转眼间烟消云散，徒成笑柄，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引人深思。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