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8日，战后日本初代首相东久迩稔彦（1945.8-10）在就职后翌日的笔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以此为开端，文化国家作为广受推崇的国家重建的理想社会形态，在占领下的日本社会兴起了一股“文化国家热”。文化国家成为了指导战后日本国家重建最重要的核心理念。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终战后日本的历任内阁无一例外）以‘文化国家’为（重建）口号，无论哪个首相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都首先强调‘文化国家’”。而究其原因，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严厉占领改革政策使得日本不再可能以军事大国或者经济大国的身份重返国际社会，文化国家成为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唯一可能性。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国家构想的提出本身就有受盟军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背景。虽然如此，文化国家构想作为战后日本反省战争与构建和平国家日本愿望的象征受到了日本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一致欢迎。

　　然而，占领后期冷战的爆发带来的美国对日政策的迅速保守化，使得战后日本社会建设文化国家的热情急剧衰退，彻底动摇了文化国家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核心地位。1947年3月，象征冷战正式开始的杜鲁门主义出台，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重点，由早期的“遏制日本行使武力（解散军队）与抑制日本经济发展”，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并开始重新武装日本。冷战序幕的拉开，日本重新陷入了大战前夕的恐慌，文化国家的理想在幻想的迫在眉睫的大战面前显得不切实际。曾经高调宣扬文化国家的日本《读卖新闻》，在1947年8月21日发表题为“文化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社论中指出，经济重建是确保日本独立的基本保障，是文化国家建设的基础。上述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地位的下降，在对外文化领域表现为，对外文化政策在日本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急剧下落。

　　占领下日本的文化国家构想，作为战后日本反思战前军国主义，构建和平国家日本的象征，成为日本社会最受欢迎的战后国家重建的社会形态。但由于冷战爆发，文化国家构想又几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究其原因，占领下文化国家构想的本质——迎合时局的应对之策，是注定了占领下文化国家构想仅昙花一现的命运的根源。正如三岛由纪夫指出的，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对外的“免罪符”。

　　虽然占领下的文化国家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被“经济国家”所取代，但并不意味着“文化国家”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消失了。相反，在日本完成了经济复兴之后，文化国家很快便重新受到重视，并一直作为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之一。2002年，美国学者麦克格雷?道格拉斯在著名《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日本的国民总酷值”一文中，称赞日本是一个“文化超级大国（cultural superpower）”。这也正是占领下文化国家留给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积极影响所在。

　　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上述70年代之后强调的文化国家，与占领下文化国家构想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应对”的本质也贯穿了整个战后日本国家重建。70年代，应对日美信赖危机与东南亚的反日情绪，修正日本“经济动物”负面形象；80年代末、90年代，缓和欧美盛行的“日本异质论”“日本异类论”；21世纪初期，消除小泉内阁参拜靖国神社等右倾化的影响，是上述各个时期强调“文化国家”的根本动机所在。这种“应对”的本质无疑是限制战后日本文化国家理念和平性，进而限制日本和平国际形象的根本因素之一。如何构建一个不受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左右的，真正自发的和平的“文化国家”，依然是战后日本国家重建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