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隋唐服饰开放大度、雍容华贵、兼收并蓄等风格的形成原因, 从文化的多元化所形成的社会心理, 纺织业的迅猛发展、频繁的对外经济往来与国力的不断强盛所形成的物质基础, 唐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豁达大度和开阔胸襟所形成的宽松环境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关键词】隋唐服饰;风格成因;文化多元化;纺织业;豁达胸襟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了南北朝,重新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虽然它只存在了37年,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是一段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而唐代是中国继汉代之后的又一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发达的时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全面发展,尤其是初唐到盛唐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封建文化和经济发展达到了巅峰,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在我国文化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再加上大唐海纳百川的胸怀使当时的服饰丰富多样,既有宽袍大袖的高贵华丽,又有胡服骑射的精悍利落。隋初的服饰比较朴素,袍衫和胡服是当时的主要服饰。自隋炀帝起,社会风气发生变化,服饰因此日趋华丽,这种华丽的风格一直延续至唐代。唐代初期,车服制度皆承袭隋制。到公元621年,才正式颁布车服之令,冠服制度开始确立。唐代在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方面都吸收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外来的服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得该时期的服饰大放异彩,更富有时代的特色。尤其是身处宫廷和上层社会的女性,除律令格式规定礼服之外,日常着装更是极富时代特色,出现了神秘高耸的帷帽、潇洒伶俐的胡服、轻巧坦露的薄纱衣裙、女着男装等新奇大胆的装束。

　　1、文化的多元化,奠定了隋唐服饰风格形成的社会心理

　　隋代是在中国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是在隋代短暂统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渗透早已突破了单一、因袭的传统格局,诸胡汉化与汉族胡化已成为现实,特别是在隋朝,由于全国得到了统一,并开挖及通航了大运河,南北文化开始了融合。随后的唐朝,经过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到了盛唐,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北魏鲜卑拓跋族夺取政权后,孝文帝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孝文帝发布了衣冠改用汉制的命令,坚决废止旧式胡服,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后来百万鲜卑迁都洛阳以后,完全使用汉语汉服汉制度,甚至将鲜卑姓改为汉性,例如将皇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并大力倡导全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几乎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之后隋唐各代皇室都有与鲜卑拓跋族联姻的情况,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指出:“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孤独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陈寅格先生也曾针对唐代的强盛作过这样的评断:“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人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天生的异族血统和固有的胡人心态使李唐皇室对所谓的“华夷之辨”相对淡薄,而对胡族习俗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因此,唐女喜着胡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其中统治者对胡舞的垂青是胡服流行的直接原因。唐太宗、玄宗等均喜胡舞,柘枝舞、胡旋舞最为盛行,它们本是西域胡人的乐舞,后来不仅乐曲舞姿传入中原,而且各国经常向唐廷进贡会跳此舞的女艺人。杨贵妃就曾是舞胡旋的能手,白居易专写《胡旋女》诗,描写了连续多圈快节奏旋转舞蹈的动作:“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表演时舞人须戴一种虚顶的“织成蕃帽”,帽上缀有宝珠,时时闪烁发光,身穿窄袖的细毡胡衫,腰上系着佩有饰物的革带,足蹬软靴。白居易《柘枝妓》诗云:“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其《柘枝词》亦称:“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这样一套装束,既是一种舞服,又是西域地区少数民族的日常服装,具有浓郁的异族风情。

　　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将当时世界诸多文明形式引入唐朝,在积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唐文明盛极一时。此外,自李唐王朝建立以来,高祖、太宗以儒学为主,高宗薄于儒术而归心于佛道,武则天则以佛教治国,玄宗时道教大炽等,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新格局,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等也纷纷在唐朝找到了适宜发展的广阔空间,这样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突破传统儒家的桎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正是胡族习俗、异国风情、宗教文化与隋唐本土传统的相互交流影响,造就了唐人兼容并包、平等开放的社会心理,使人民自我认同感加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作者简介】孟娟，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