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欧战前后,中西方都各自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但是,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热衷于以欧洲19世纪的文明为范本,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之时,欧洲人却正致力于反省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反省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兴,不仅标志着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而且也给其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虔诚地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认同反省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这一共同的思想进路,既合乎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也集中代表和凸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他们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善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中国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陈独秀;李大钊;反省现代性

　　作者简介：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李大钊、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其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人多耳熟能详。但是,已有的研究显然忽略了他们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思想铺垫,乃在于接受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而忽略了这一点,对于二人思想发展脉络的理解与把握,便很难说是全面的。本文拟集中探讨李大钊、陈独秀在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关系,以就正于贤者。

　　一

　　欧战前后,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其主要取向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是其善果;二是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主张反省现代性。前者固不待言,后者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征服自然和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西方自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降,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空前高涨,人们相信“科学万能”,理性足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越来越陷于机械论,而漠视人的精神家园。但欧战惨绝人寰,却引发了“理性危机”,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因之兴起。人们反对“机械的人生观”,强调重新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情感、意志与信仰。所以,尼采提出著名的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20世纪初,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风靡一时,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则标志着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高涨。它反映了欧人对自身文化的反省,同时也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欧战前,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先后传到日本与中国。1916年1月民质说:自己十年间先后游历英、日,发现两地学人于柏格森、倭铿的学说,皆趋之若鹜,迻译解说,纤悉靡遗。② 1917年章士钊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神州学会”做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的演讲时也说到:近十多年来,柏格森与倭铿的学说风靡世界,在日本,甚至中学生也无不知有创造进化精神生活诸名义,“而吾国则顽然无所知”。③二人不约而同,都强调十多年前即20世纪初年,日本已盛行西方的反省现代性思潮。如果我们注意到鲁迅早在1908年(1907年写就)就已在留学生刊物《河南》上发表《文化偏至论》一文,批评西方19世纪的文明迷信“物质万能”,而无视人的情意,陷于“偏至”,便足见上述二人所论不差。④ 1913年李大钊留学日本,同时参与编辑《甲寅》杂志的工作。1914年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赴日,也参与了编辑的工作。二人都是在日本最初接触到了反省现代性思潮。陈独秀赴日不久,即在同年《甲寅》第1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是文虽表达了强烈的追求民主的意识,但同时也流露了过多的悲观消极情绪。李大钊针对其文,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是文中借以鼓励陈独秀重新振奋起来的理论依据,恰恰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说:“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offreewill),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Bergson氏之`创造进化论'(CreativeEvolution)尚矣。”⑤是文发表的时间是1915年8月10日,足见二人在日本接触反省现代性思潮,一定是在这个时间之前。一个多月后,即同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在创刊号的开篇大作《敬告青年》中,正是借重了尼采和柏格森诸人的思想,以激励青年。例如,在是文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标题下,他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标题下,他又写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在“实利而非虚文的”标题下,他又这样说:“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实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⑥ 1916年11月,他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中更明确指出,柏格森哲学代表了欧洲最新的思潮:“法兰西之数学者柏格森氏… …非难前世纪之宇宙人生机械说,肯定人间意志之自由,以`创造进化论'为天下倡,此欧洲最近之思潮也。”⑦这年夏天,李大钊归国参加新文化运动,8月发表《介绍哲人尼采》,更进一步强调反省现代性思潮对于中国青年的意义。他写道:尼采思想“以意志与创造为中心要素,以立主我思想之基础,极力攻击凡俗主义、物质主义”,“而欲导现代文明于新理想主义之域。其说颇能起衰振敝,而于吾最拘形式,重因袭,囚锢于奴隶道德之国,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⑧陈独秀重新奋起发动新文化运动,是否直接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可不置论;但是,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结下了不解之缘,是显而易见的。

　　毫无疑义,新文化运动主张科学与民主,其根本取向在于追求现代性。陈独秀与李大钊作为运动的两员主将,都只是借重反省现代性的某些合理内核,尤其是意志论,以彰显新文化运动,而非从根本取向上认同反省现代性思潮。1917年初陈独秀曾明确表示,自己对于柏格森、倭铿诸人的精神与人格深为

　　钦佩,但是并不赞成他们的学说。他说:“惟其自身则不满其说,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其原因即在于国情不同,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十分发达,而“以中国人之科学与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⑨注重国情而不赞成盲目照搬西方,此种可贵的精神当是二人的共同点。但是,自此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对于反省现代性的态度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趋于绝对,因噎废食,深闭固拒;后者则继续保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并借以谐调自己的新文化主张。只要看看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不容怀疑西方文明,而李大钊的《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现在与将来》、《“今”与“古”》等一系列文章却依然徜徉着生命哲学的流风余韵,⑩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也惟其如此,二人对一些新文化的具体主张便不能不产生分歧。这集中表现为对其时争论甚大的文化调和论和对中西文化的看法大相径庭。

　　人所共知,陈独秀强调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⑾并斥文化调和论乃“不祥的论调”。⑿与之相反,李大钊却强调“调和之美”。为此,他接连发表了《调和之美》、《辟伪调和》、《调和之法则》、《调和剩言》等文。李大钊主张文化调和论,其重要的理论依据正源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西方反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指斥理性主义摧毁了传统。生命哲学强调宇宙是一个生命的“大奔流”,其“冲动”、“流转”、“绵延”,呈现的也正是新旧的嬗递与有机的统一,而非彼此的对立与决绝。罗素评论说:柏格森的“纯粹绵延把过去和现在做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区分的继起”。⒀章士钊是文化调和论的始作俑者。他早年在《甲寅》首倡此说,后来发表的《新时代之青年》一文更径直引发了争论,而其立论的基础,也正是柏格森“动的哲学”:“宇宙最后之真理,乃一动字,自希腊诸贤以至今之柏格森,多所发明。柏格森尤为当世大家,可惜吾国无人介绍其学说。总之时代相续,状如犬牙,不为栉比,两时代相距,其中心如两石投水,成连线波,非同任何两圆边线,各不相触。”⒁其时在日本的李大钊不仅接受了生命哲学的影响,而且认同章的调和论观点。他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却确信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然在人生命上比较出来的程序,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力。一线相贯,不可分拆,不可断灭。我们不能划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⒂在李大钊看来,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生命统一体,其间虽有新旧,即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分别,但那只能体认为一以贯之的宇宙生命力的“绵延”过程,而非断裂。这与章士钊的“两石投水”说相通,其调和论的主张同样也染上了生命哲学的印记。

　　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文化调和论的提出,在逻辑上不仅为主张新旧文化,而且为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合,预设了理论前提。所以,陈独秀反对文化调和论,同时也强调中西文化不容两立,并反对质疑西方文化。 1918年他两次撰文质问《东方杂志》,都提出同一问题:“`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⒃反之,李大钊则明确主张中西文化调和。不过,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1917年4月,他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中,主张将“静的”中国文明全然改造成西方式的“动的”文明。他写道:“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他希望青年人肩负起这一使命,“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勿令动的国家、动的民族、动的文明、动的生活,为白皙人种所专有;以应兹世变,当此潮流”。⒄在这里,西方“动的文明”并无瘕疵,自然更没有中西文化调和的意思。但是,第二年在《东西文化根本之异点》中,他的见解却有了重大的变化。现在李大钊强调,中西文化因地理及历史的缘故,形成了“主静”、“主动”特色的两大区域性文化,两者互有长短,“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其主张调和,自非将中国“静的文明”改易为西方“动的文明”,而是“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⒅同时,此一观点在展开的过程中,其借助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同样是十分清晰的。例如,他说:西方文明“疲于物质之下”,东方文明之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沉静与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究竟为何?”⒆在这里,西方“动的文明”不仅有所短,而且恰恰有待中国“静的文明”的优长来补偏救弊了。当然,他并未因此将中西文化等量齐观,尤其反对隆中抑西的误导。所以他说,西洋文明是否有偏于物质主义的弱点,需要吸收东洋文明的长处,是一个问题;而当今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借鉴西洋文明的长处,则是另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⒇由此可知,李大钊虽然与陈独秀一样,都看到了中国落后的国情,因而坚持了新文化运动追求现代性的根本方向;但前者肯定了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和中西文化调和的必然性,其与后者不愿正视西方文化的弱点、简单否定中国文化的偏激倾向,便有了明显的分别。换言之,由于李大钊积极吸纳了反省现代性合理的内涵,他的许多新文化主张,便显得更加实事求是、冷静、稳妥。

　　但需指出的是,1920年初陈独秀的思想也开始发生重要变动。首先便是他开始正视欧洲的反省现代性思潮。是年1月,他在《自杀论》长文中,第一次考察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将欧洲“思潮底趋势”分为:“古代思潮”(“纯理性的”、“天上的”、“神的”、“理想万能”);“近代思潮”(“本能的”、“地上的”、“物的”、“科学万能”);“最近代思潮”(“情感的”、“人生的”、“科学的理想万能”)。他接着写道:

　　“古代的思潮过去了,现在不去论他。所谓近代思潮是古代思潮底反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底时候发生的。19世纪后半期算是他的全盛时代,现在也还势力很大,在我们中国底思想界自然还算是新思潮。这种新思潮,从他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反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他的反动,他的救济,就是最近代的思潮,也就是最新的思潮。”“最近思潮虽然是

　　近代思潮底反动,表面上颇有复古的倾向,但他的精神、内容都和古代思潮截然不同,我们不要误会了。”(21)

　　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陈独秀所谓源于文艺复兴运动,主张“科学万能”,并于19世纪末达到全盛的“近代思潮”,无疑是指欧洲自18世纪以来一直凯歌猛进、而于19世纪末陷于衰微的理性主义;其二,他所谓作为“近代思潮”的反动与救济,强调“情感”与“人生”的“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实际上就是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22)其三,日本研究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曾指出:像中国、日本这样后进国家,当初在引进欧洲思想时是受高度的目的性支配的,即都“带有一定的问题意识,把西欧思想作为解决问题的道具来引进”。所以,“当时的人们或思想家努力从一定的现状中提取出问题,并自觉地去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思想。”(23)陈独秀强调“近代思潮”在中国虽然仍算“新思潮”,还有扫荡古代思潮的功用,但毕竟有它的弱点,会误导青年,甚至也会“杀人”;并说“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这说明,他已“从一定的现状中提取出问题”,解决的思路似乎也有了,这就是超越“近代思潮”,接受“最近代的思潮”。在这里,“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思想”当是:陈独秀不仅开始反省自己一直尊崇的西方19世纪文明,而且同时也在反省此前新文化运动的整个指导思想。对他来说,追求现代性固然不应放弃,但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反省现代性显然也成为一种重要的选项;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寄语同仁: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思想变动的时代”,也是“很可乐观的时代”。“古代思潮教我们许多不可靠的希望,近代思潮教我们绝望,最近代思潮教我们几件可靠的希望”。所以,“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却不可因此气馁,这是思想变动底必经的阶级”。(24)将正视反省现代性看作思想进步必需经历的“阶级”,陈独秀的思想显然已超越了此前的“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

　　总之,《自杀论》是代表陈独秀思想发生新变动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文章,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论者应有的重视,倒是其时感觉敏锐的梁漱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陈独秀的思想原先“全部都是与西方十八九世纪思想一般无二”,即崇信理性主义的机械的人生观;但是,近来他的思想却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自杀论》中,“他说,最近代思想是很像要复古,但他相信是不会复古,不过

　　其与近代思想多相反,则是他承认的。我们看,他以前的思想就是他此处所说的近代思想,那么陈先生思想的变动不是已经宣布了吗?”(25)梁漱溟的观察并没有错,只是他所谓的“变动”仅指归趋反省现代性,却未必准确;因为,1920年初陈独秀的思想发展正处于摇摆的过程中,归趋反省现代性只是可能的选项之一,而他最终却是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人所周知,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略早于陈独秀。这两位近代中国最早皈依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彼此都先期经历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洗礼,这不是偶然的。事实表明,后者正构成了他们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