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竞相斗胜。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其中，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战。长期以来，由于时代变迁和个人认知不同，学界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几经变化，至今仍然存在不少争议。如有的学者试图为胡适翻案，而有人则坚持“‘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案翻不得”。那么，这桩公案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显然值得我们再予辨析。

胡适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来龙去脉

　　1919 年6 月，《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该刊编辑工作。7月20 日，他在第31 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在该文中，胡适还嘲讽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文章发表后，首先是研究系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不久，在家乡避难的李大钊也致信胡适谈了一些意见，后者为它加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登在《每周评论》第35 号上。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首先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接着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此文刊出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 号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他撰写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在第37 号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问题与主义”之争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