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以法国的年鉴派为先导、六七十年代以威廉·麦克尼尔的研究实践/成果为突破，史学界尝试运用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就世界历史，包括一些史上疾病问题展开分析性研究。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这种新趋向，为系统深入地探究疾病史创造了条件。在此我们倡导21世纪的“新疾病史学”，是因为其将有别于仅作为医学史附属而存在的疾病史研究传统，一改史学界未曾有过学科意义上的“疾病史学”理论体系的局面，而以全新的切入视角和理路来进行系统化建构。 [详细]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疾病史颇为关注，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品质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从社会史和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展开，或将关注点聚焦于疫病与社会的互动，特别是社会对疫病的应对上；或着力于探究疾病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但均未能关注和运用国际疾病医疗史研究中常见的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 的视角或研究方法。不仅很少关注疾病对于社会心态、风俗信仰的影响等内容，也疏于呈现疾病背后所隐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不利于我们更多元、全面地呈现疾病历史和社会文化意涵。 [详细]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编史学理论对医学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医学史的书写从名医传记、技术发明和重大事件转向健康与疾病的话语分析、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强调医学史研究应将健康、疾病等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尽管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其否定了历史对客观性的探求，但从过去以研究“伟大的医生”的传统转向研究医生和病人语境，从记录医学的成就转向批评医学的霸权，从考察疾病认识过程转向探讨疾病复杂的社会影响，已成为医学史书写的基本纲领 [详细]

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在“新史学”思潮和社会现实影响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完成了由传统视野向社会、文化新视角的转向，并在区域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机制、传染病防治以及群体健康四大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公共卫生史的兴起，拓展了美国史的解释维度，刺激了不同学科的交流，并有助于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受“新史学”影响，这一领域也存在内容碎化、忽视传统研究对象、缺乏比较性研究等问题。 [详细]

近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多趋势，反映出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其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目前历史学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都多少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其中，医疗史如何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来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有关这方面，西方医疗史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像是Sarah Hodges的研究。反观中国医疗史，目前仅见Vivienne Lo(罗维前)提出以全球视野来写作中国医疗史的诉求，她强调跨越社会、文化、地理边界及时间的知识与实践的传播的重要性。本文即在此脉络下，透过西方的全球医疗史研究的概况，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探讨的重点有二种：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总地来看，这波医疗史的全球转向，的确开展了过往医疗史研究未曾关注的课题。其中，全球视野是这些文章或专书特别强调的研究取向。然而，全球医疗史不必然就否认地方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强调全球与地方是如何相互地联系、交流、挪用、塑造、影响及产出。 [详细]

统观20世纪，世界范围的疾病史研究实际走的是两条路线，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模式。头一条路线是，医学史中作为医疗对象的疾病史研究，并由此形成医学史范畴的专门史/科学史的研究模式。另一条路线是，史学范畴的整体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模式，其标志性著作是美国杰出的世界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撰写，首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瘟疫与人》。该书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跳出了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框框，直接将探究的视角，切换到生态环境的宏观和微观这样两个互为存在的世界。微观世界不为人们所见的细菌、病毒及其他微小原生物等，被纳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并且，将微生物与大型生物（包括人）之间的关系，称为“微寄生”；而将宏观世界里的人与人、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看作“宏寄生”，进而运用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和解读今日人们所熟知的疾病、阶级压迫、剥削和掠夺等现象。麦克尼尔这本著作的示范效应，催生出一种新的疾病史研究范式——麦克尼尔范式，进而在西方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即历史学意义的疾病史。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