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作者：陈平原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五四游行的13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概览图

　　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谈论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五四运动，思路及策略千变万化:可以长时段研究，也可以瞬间描述；可以全景透视，也可以私人叙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复原。鉴于有关五四的研究成果多偏于前者，本文希望拾遗补阙，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

　　本文假定读者对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已有总体印象，需要了解的是，5月4日那天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政治抗议的具体细节。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我选中《晨报》1919年5月5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因其系记者的“现场报道”，虽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比起日后各路人马越来越丰富的追忆，显然更接近“真相”——假如承认有“真相”一说的话。以下的叙述，先引一段上述《晨报》文字，而后才是我的考辨与发挥。希望如此古今重叠，能帮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

图片来源：凤凰网

　　花开春日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

　　历史本来就是“万花筒”，充满各种偶然因素。当初事态紧急，群情激昂，没人顾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说帖这样的细节，后人更无另做假设的权利。相对于无可争辩的“星期天”，伸缩度很大的“天气晴朗”，更值得留意。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尤其是集会天安门前、受气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戏剧性场面，实际上都与天气状况不无关系。

　　更何况，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

　　五四那天的天气，不受时人及史家的关注。不像6月3日——那天北京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竟以“狂风怒号”、“黑云遮天”进入史册。军警捕人与狂风怒号，二者刚好配对，很容易大做文章。先是6月5日《晨报》发表的“时评”《咳，这是什么景象》: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本馆的电话也坏了，电灯也灭了。记者这个时候，不禁发了悲天悯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为当老天大怒的时候，正是那几百位青年学生被围的时候。记者此时想到北河（沿）一带的光景，不觉于电光闪闪之中，发了一声长叹，说道:咳！这是什么景象。

　　接着，6月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25号，又有陈独秀的《六月三日的北京》，提及政府派军警抓捕上街演说的学生:

　　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这既是写实，也属象征，特别适合表达某种政治倾向。故史家在论及“六三”时，均喜欢引用陈等颇带文学色彩的描述。6月3日那天确有风雨，但似乎不像《晨报》记者和陈独秀说的那么严重。《鲁迅日记》对天气的记载，历来很仔细。那天的日记是:“晴，下午昙。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

　　同样依据《鲁迅日记》，我们可以大致复原1919年5月初的天气: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这样的天气，无疑很适合室外活动。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二，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旧京风俗，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举行庙会，据称“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燕京岁时记》）；另一盛事则是四月初八的浴佛会，“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盐豆，以黄布帛为悬旌，书曰普结良缘。”（《帝京岁时纪胜》）五四时期的中国，古都北京的气候及习俗，与清代没有多大变异。春夏之交，依然最值得留恋，最适合于郊游。

　　就像郁达夫所说的，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北平的四季》）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称“妙峰山虽热闹，尚无暇瞻仰”（《北平的春天》）的周作人，对北京人之热心于游春，颇为欣赏。

　　只是1919年的5月，国难当头，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可有趣的是，日后回忆，时常会带出春天的芬芳。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之一杨振声，日后撰写文章，称:“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回忆五四》）这“一天风云”的说法，大概属于象征，与鲁迅日记中的“多云”没有多大关系。另一个北大学生范云，风云之外，终于注意到周围环境:“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涨。”（《五四那天》）还是不满足于写实，非要将“春暖花香”作为“爱国热情”的起兴不可。

　　大概也只有文学家，才会如此关注这些日常生活细节。冰心四十年后追忆，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回忆五四》）。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

　　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 （《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

　　当然，就像王统照补充说明的，那天学生们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可对于复原历史事件的现场气氛，红墙里飘散出来的芬芳，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春天里，最让郁达夫难以忘怀的，就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水似的新绿”（《北平的四季》）。对于代表着春天的花木之鉴赏，北京人历来十分敏感。所谓“花名玫瑰，色分真紫鹅黄；树长娑罗，品重香山卧佛”（《帝京岁时纪胜》）；或者“四月花开时，沿街唤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燕京岁时记》）。而据《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所列“本园花信表”，自4月中旬至5月中旬，该公园依次有下列花开迎宾:紫丁香、山芝兰、杏花、白丁香、紫荆、海棠、榆叶梅、月季、黄刺梅、藤萝、白牡丹、各色牡丹、蔷薇、芍药、玫瑰等。“纪念刊”出版于十多年后，可“花信”不会有多大改变。

　　可惜的是，1919年的春天，却被北京人普遍冷落。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转而投向天安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3000名青年学生，手举白旗，列队示威，除了记录在案的标语口号，其衣着如何，是我们复原现场的另一重要因素。五四运动后15年，钱玄同曾对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孙当时没有反应，事后想想不对，很明显，5月初“还不会穿夏布大褂”（《回忆五四当年》）。可春夏之交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北平的春天》）。“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你爱穿什么衣服，其实无所谓。根据王统照的回忆，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而上述那篇《晨报》的报道，提及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时，“身穿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褐色呢袍”。从现存照片看，确实是春夏衣着夹杂。

　　如果说考证衣着，只是为了视觉形象；那么衣着与天气配合，却关系游行者的心境。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到，那天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大热天里，在东交民巷等候将近两个小时，这对于“酝酿情绪”，不无帮助。用《五四》一书的说法，便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学生同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