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Chinese Books in Qiuci Area in Tang Dynasty: Centering on Turpan Collections of Germany

　　【作者简介】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现存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吐鲁番收集品”中有一些是来自唐代龟兹的汉文文献，以往被当作吐鲁番文献使用，忽视了其对于龟兹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这批汉文文献多数原属寺院图书馆藏书或官方行用文书，包括了唐朝的法律文书、韵书、史籍、汉译佛典等，应该都是随着唐朝势力进入龟兹而带过来的，并且在龟兹地区得到了传播和使用。这批汉文文献构成了龟兹古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唐朝中原文化在西域流布的一个缩影。

　　【关 键 词】唐代/龟兹/汉文文献

　　一、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库车岀土文献

　　1902—1914年德国的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所得的文物和文献材料，虽然均名为“吐鲁番收集品”，但实际上后两次考察的重点都在库车、巴楚地区，即古代龟兹国的范围内，最后一次根本就没有到吐鲁番去。这两次考察在库车、图木舒克、焉耆等地发掘而得的材料，因为也被称之为“吐鲁番收集品”，所以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出自吐鲁番地区，从而使得不少原本是库车出土的汉文文献被当作吐鲁番文献来研究，甚至用龟兹文书来印证西州的事情，因而忽视了这些资料在研究唐代西域史，特别是龟兹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编号来判定哪些是库车岀土文献。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获资料最初均入藏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大概在入藏时，给每件材料编过号码。这种旧编号以T开头，指吐鲁番考察队所得资料；然后空格接写罗马数字I，II，III，IV，表明是第一、二、三、四次考察所得；后再空格写出土地的缩写词，其中接在T IV后面的“K”，即指库车地区岀土文献，遗址缩写后空格再写文物或文书的数字编号。目前我们从所谓“吐鲁番收集品”中，根据编号总共找到18件带有“T IV K”的库车岀土文献资料，其中两件背面也有文字。这些文献已经着録于拙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实际上，这些文书不是吐鲁番岀土，所以我们在每条解说中都写有“库车地区岀土”的字样①。

　　可惜的是，在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由于主持考古工作的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不是科班的考古学出身，特别是主持第四次考察的勒柯克，更是以掠夺文物的心理来进行发掘。因此，许多文献的岀土地记録不详，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移等影响，现在许多写本的原编号已经佚失，我们很难判断它们是来自吐鲁番还是其它什么地方，我们只能说，在现在没有原始编号的文献当中，一定还有不少库车岀土的文献，不过目前我们还无法把他们明确指认出来，所以只好缺而不谈。即便我们知道是库车岀土的这18件写本，由于德国考察队工作的粗疏，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具体是在古代龟兹的什么遗址中发现的记録。我们知道，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第三次考察中曾在库木吐拉（Kumtura）和克孜尔（Kizil）石窟工作；②第四次考察除了第三次考察过的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石窟寺外，还考察了阿及里克（Achik-ilek）、苏巴什（Subashi）、克日西（Kirish）、森木塞姆（Simsim）等古代佛寺或石窟寺。③这些地点都在这些文献岀土地的考虑范围当中，其中以库木吐拉的可能性最大。

　　这些文献一经判定为库车出土，就为我们研究古代龟兹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数据，迄今为止，笔者还没有看到学者把这些资料用于龟兹的研究，虽然其中有些文献被学者当作吐鲁番文献而反复讨论。特别是这些文献大多数出自佛教寺院或窟寺，而不是墓葬，其原本可能是属于寺院图书馆的藏书，所以典籍类的数据居多。这些汉文典籍大多是唐朝时期从中原流传到西域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可反映传统中国国学典籍向西域的传播与接收的情形，这是史籍很少记载的方面，从国学研究的角度也弥足珍贵。

　　笔者从1985年以来在欧美?{查敦煌吐鲁番文书，同时收集于阗、龟兹、焉耆等唐朝安西四镇的汉文文献。这里仅就德藏库车文献部份加以讨论，藉以考察唐朝龟兹地区中原传统国学典籍的流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