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乘坐的不是大巴，就可以把车直接开到市场的任何一层。”义乌小商品国贸城的总经理对我们说。

　　义乌小商品国贸城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超大规模的市场,可以说，号称亚洲第一超级市场的北京时代金源购物中心也只有它的几分之一。当我们身历其境，惊讶地看到一辆辆运货的汽车沿着螺旋式的道路盘旋而上，把货物直接运送到各层的摊位上，这一设计确实是国内商城首创。

　　这座260万平方米的巨大建筑里有5.8万个摊位，即使每个摊停一分钟，以每天8小时算，要走4个月。小商品国贸城里带着皮肤各异的外国客商的年轻女导游，可以同时操几种外语与人轻松交流，据说她们大都是自学成才。

　　让人“震撼”并不只是这些细节，而是整个商城，整个城市。

　　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拥有无限包容力与张力的市场：既有嘈杂的由2000多个1米宽的小摊拥挤而成的袜子市场，也有宽敞明亮5万多个摊位都装着宽带的国际商贸城，还有几十条仿佛是不断膨胀得要溢出来的内衣街、围巾街、拉链街……

　　让人震撼的“数字”

　　初到义乌的人都用同一个词表达自己的感受，那就是“震撼”。笔者粗略把一些让人“震撼”的数字整理了一下。

　　外来人口100万，常住外商8000人  义乌，浙江中部一个县级市，总人口160余万，其中本地人口 68万，暂住人口 75万，流动人口约 20万，城区常住人口中有来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的8000多名外商和国内40个民族2.6万人的少数民族群众。城区面积由原来的2.8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55平方公里。来到义乌的人首先会对它的“级别”不断发问，这是一个县城？还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小商品琳琅满目有40万种   去年在义乌闭幕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完成成交额突破100亿元。始于1995年的义乌小商品展览会经过10年发展逐年上升，到2002年，被升格为由国家商务部、中国贸促会参与主办的国际性展会。联合国统计的所有商品是50万种，这里可以买到40万种。据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义乌市场成交额再创新高，达到461亿元，其中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348亿元，分别比2006年增加了43亿元和33亿元。国际性小商品流通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每天吸引10多万国内外客商来市场采购，商品出口215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外向度达55%以上。有人说，在义乌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

　　国际商贸城有摊位5.8万个  这座260万平方米的巨大建筑里有5.8万个摊位，即使每个摊停一分钟，以每天8小时算，要走4个月。 据统计，义乌目前日装集装箱6000个，拥有国内外货运经营单位1600多家，全球最大的20强海运集团已有8家进驻。

　　市内有25家星级酒店19家咖啡馆  笔者下榻的锦都大酒店是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据统计当地有25家三星级以上的酒店，有19家咖啡店，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全市拥有门户网站550余个，有5000多家企业建有网页，初步形成网上商店、网上支付、网上推广的电子商务体系；拥有230家律师事务所、会计税务代理机构、人才职业介绍所、科技中介机构、翻译机构及各类培训机构，组建行业协会和商会56家。

　　地方官细解“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出于原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口。

　　两年前，义乌承办中国市长论坛，全国70多位市长对义乌的发展惊叹不已，纷纷探究其奥秘。与会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耐人寻味地说：“义乌是一个莫名其妙发展起来的地方。” 一语震惊四座。“莫名其妙”立刻成为流行语言。 义乌，倒退二十年，浙江之外鲜有闻者。那么，市长论坛和超级博览会为何青睐义乌这个既不临港又不靠海的“县级市”呢？原因就在于这里有个中国首屈一指的中国小商品城。“买天下货，卖天下货”，联合国统计的所有商品是50万种，这里可以买到40万种。去年市场成交额461亿元，产品辐射200多个国家。

　　接待我们的义乌市市委书记吴蔚荣说：义乌的发展“莫名”但有“其妙”。 “莫名”者，指的是义乌在地理上并无优势，资源禀赋上并不得天独厚，在政策视野里并非国家之优先，但义乌不可思议地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义乌发展有内涵丰富的“其妙”：一是义乌有不满现状、锐意进取、奋力突破的非凡勇气和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二是义乌的历届党委政府“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探索、研究、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引导、推动义乌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吴蔚荣拿起餐桌上的拨浪鼓说，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是义乌及义乌人的logo。

　　据当地人介绍，历史上义乌农民有个传统，利用土制红糖熬成的糖饼，在逢年过节的农闲时节，走村串户去换取鸡毛，再将收来的鸡毛加工成掸子出售换钱贴补家用。1978年改革开放后，“鸡毛换糖”旧业重兴，从业人数达万人，收购也不只限于鸡毛，而是扩大到所有有利可图的商品。但是由于其用特定的挑具挑着糖或小商品走村串户上门收换的形式一直未变，所以人们又称其为“货郎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些“货郎担”在义乌城里的一条马路上摆起了摊位，他们从温州、广州进货，通过这个马路市场把货物卖到浙中农村。  

　　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县委常委会上作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市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    

   那时，与义乌比邻的一个县也出现过一个马路市场，但由于当地“打击投机倒把”的力度大，摆摊的小商贩要么偃旗息鼓，要么跑到义乌重新开张。如今，尽管这个县经济也很发达，但隔着不远的田垄坐望义乌的繁华，不少人还是止不住一声叹息。

　　现在的义乌早把改革开放中最火的温州也甩在了后面，连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也不得不对义乌刮目相看。 二十年后，义乌县早已成为初到者怎么也搞不清行政级别的“义乌市”。“兴商建县”仍是前任市委书记楼国华的信条。从“谢高华”到“楼国华”，书记换了几任，这个大战略始终未变。变化的是，20多年来，小商品市场八度扩建，五次移址，一代代更新，从1982年的700多个沿街水泥板摊位，发展到如今的“国际商品市场”、“世界购物天堂”。

　　在义乌这个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依靠市场而生，商人、工厂主、房东、工人、厨师、三轮车夫都围着市场在转，连偏远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靠着叠围巾每天赚上一二十元，而义乌工商学院里的学生们也个个开起皮包公司接订单、下订单、报关。

　　义乌人引以为豪的形象雕塑——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货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就矗立在小商品市场的门口，注视着来自世界各地熙熙攘攘的客商。

　　市场和城市共同书写传奇

　　义乌市场以前有句口号，叫“买全国货、卖全国货”； 义乌市场如今还有句口号，“小商品义乌造”。

　　近年来，义乌市迅速崛起了一批工业企业，在针织袜业、服装、饰品、工艺品、玩具、化妆品、拉链、文体用品等优势行业中，有不少占领了国内1／3以上的市场分额，有的行业甚至占到全国份额的60％以上甚至更高。并且，这些行业设备先进、技术领先，占据着国际高端市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小商品孕育着大产业，小企业汇聚成大集群。商品流的背后是密集的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与信息流，正是依托市场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和强大的要素集聚功能，一家家脱胎于家庭手工作坊、打上“义乌制造”烙印的企业脱颖而出。目前义乌全市工业企业已达1.5万余家，形成了文教用品、五金家电、工艺饰品、针织服装、袜业毛纺、拉链玩具、印刷礼品等20余个在全国具有影响力、主导力的核心产业群。新兴的“义乌制造”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占世界生产总量40%的电子钟表，占全国70%的饰品、40%的拉链、35%的袜子；世界最大的袜厂，国内最大的易拉罐生产企业、圆珠笔芯生产企业、清洁球生产企业、织带生产企业……

　　从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鸡毛换糖，到万商云集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从一无资源、二无区位优势的农业县，到形成袜业、饰品、拉链、服装、玩具、文具、五金等众多的优势产业群，创下一连串块状经济“全国之最”；从一个建成区面积仅2.8平方公里的普通集镇到如今建成区面积已超过50平方公里、流淌着浓郁国际化气息的现代商贸城市……商业资本的累积带动产业资本的集聚；产业的发展又为市场提供强劲的支撑——以商促工、贸工联动，义乌构筑起小商品、大产业、大集群的工业发展格局。

　　人称“拉链大王”的陶海弟，最初在市场摆摊卖别人做的拉链。如今，他创办的浙江伟海拉链集团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拉链生产企业，年产拉链可绕赤道200圈。     在义乌，像陶海弟这样靠做商贸积累原始资本后再转向办厂的实业家比比皆是，“浪莎”袜业、“新光”饰品、“双童”吸管等无不如此。

　　义乌市赠送我们的礼物是一盒梦娜袜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袜子企业之一从2006年3月1日起打上了五环和北京奥运的图案。就在与梦娜相距10公里的地方就是大家熟悉的知名品牌“浪莎”。从1996年开始，就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浪莎，不只是吸引”这句著名的广告语伴着明星张柏芝的微笑渐渐为人们所熟悉。在中国5000多家袜子企业中，它获得唯一一个“中国驰名商标”，唯一一个“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并且是北京奥运会的特别赞助商。

　　市场和城市，共同书写着一个个令人惊叹的传奇。

　　目前，地产品已占到义乌市场经营总量的三分之一，其“身影”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而且远涉重洋销往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前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深有感触地说，历史上的晋商和徽商，曾靠贸易而盛极一时，但最终因缺少产业支撑而衰落。义乌市场要保持长久活力与繁荣，必须办好企业，做大产业。

　　义乌市政协主席杨林章对义乌的发展的总结也许更具体精辟，他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义乌的主要资源是由政府掌握，小商品市场主要由政府控股，由政府做长期发展规划。二是义乌的发展没有短期行为，发展着眼于长远。目标在于“买世界，卖世界”。三是义乌的小商品有制造基地的支撑。目前市场上的商品三分之一来自本地制造。

　　杨林章充满豪情地介绍说，去年全市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0亿元，增长15.5%；完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8.8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2.28亿元；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00元，比2006年增加3224元，增幅为1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达到10200元，比2006年增加1390元，增长率为16%。综合实力在全国百强县市排名第15位，排浙江省第一。

　　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目前义乌市已完成300多个村的旧村改造、环境整治和“异地奔小康”安居小区建设，全面实行城乡垃圾集中处理、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实现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到2020年，义乌市全市800个左右村庄将改造成为300个左右的新社区。这是义乌市委去年出台的“一号文件”——《义乌市新农村建设二十条》的主要内容之一。义乌城乡一体化行动的目标是力争通过20年时间实现农村向社区、农民向市民、农业向企业转变，市域共享现代文明，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市和示范区。

　　这将是义乌在新农村建设中书写的最新城市传奇。

　　属于政府的事情，政府一定要管好；属于民间和市场的事情，一定要交给民间和市场。只要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这是一位观察家对义乌的评价。

　　城市差异化发展的例证

　　义乌的“莫名其妙’的成功可以说是城市发展战略中差异化发展的实例，为不同级别、自然禀赋差异较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已定位在城市。中国城市化进程近十年来平均以0.6%的速度提升，不同层次城市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一如广泛范围市场内众多企业的竞争，控制市场的主要力量已由供给者转向消费者，大众化市场逐渐重组、分化而呈现出差别化、个性化的市场特征，均质化的商品、服务让位于差别化的商品、服务，城市间以土地、税收为主降低商务成本的“三零”（零税收、零收费、零土地费）优惠手段由于供给能力大、涉及范围广而日益成为对城市极具破坏的残酷竞争。此类竞争的危险而产生的后果迫使城市寻求新的竞争手段和途径，因而差异化发展战略在现代城市发展竞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瑞士，这个仅有500万人口欧洲国家，各城市之间的分工及其鲜明，差异化十分明显。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洛桑是国际奥组委的所在地，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达沃斯则因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分分工明确，百花齐放，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小国寡民，富甲天下”。硅谷和新加坡的成功更为典型。

　　浙江的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浙江温州的制度创新、云南丽江的自然文化自然资源，这些或因其自然禀赋优势、或因其长期改革路径、或因其独特产业经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差异化发展战略之路。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城市是迫于无先天发展条件的劣势，主动寻求创新，重组各类资源，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取得城市发展的成功的，例如义乌和温州。

　　义乌在发展过程中，正是突破了城市发展方面的四个刚性约束，即义乌所谓的“莫名”：一是地理空间的有限性；二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三是生态服务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的限制性；四是科技水平和管理能力的限制性。通过城市能力即义乌所谓的“其妙”（物质能力、文化能力、意志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的集合）去克服这些约束能力，才找到了确保城市在当前条件下实现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众多中小城市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发展先机。

　　义乌的发展除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差异化理论可以得到解释外，从比较优势理论、价值链理论、创新理论和城市地域分工理论等方面也给人许多启示。尤其是从经营城市的角度，给人许多联想。

　　1896年，美国著名的改革者约翰·H·佩特森指出：“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大企业，市民就是股票持有者。”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论，主张“以最小的市民负担换取最大的市民福祉。”1856年，蒂布特在其经典论文《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只有那些善于经营城市的城市政府，才能使自己的城市在“经济战国”残酷的竞争中幸存下来。在这方面，一个城市的市长更像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法官”或“守夜人”，而城市政府的组织和行为也应当更接近于公司。义乌小商品国贸城由政府完全控股就很有“公司”的性质，城市政府不仅能够干预经济，而且应当干预经济。在城市之间竞争激烈的制度环境中，建立企业型政府，城市政府角色由传统的管理城市向经营城市发展成为必然。

　　商城中为租户提供的的一流的管理服务，质量监督、货运、结算等一切以顾客的满意度为衡量标准。这说明在城市竞争的环境中，政府同一般的的公司没有本质的区别，城市的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教育、信用制度等）成为了政府提供城市竞争力的内在的要求和必须的手段，成为政府的自觉行为，与一个企业免费提供售后服务没有本质区别。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一个独特的事实或印象：义乌的官员给外来着一种不像“当官的”的感觉，其实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有一种为城市里的经营户提供服务的意识。

　　上个世纪末，政府再造理论成为公共管理学领域越来越关注的前沿课题，其理论核心是建立企业型政府，将企业经营中注重成本、效率、品牌、顾客满意度等策略引入政府管理活动之中，将政府改造成为“具有企业精神的政府”。国外撒切尔夫人的“缩减国有的疆界”和克林顿的“新政府运动”是政府再造运动的典范。

　　蒂布特的城市竞争理论与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理论，虽然出发点、逻辑体系以及视角完全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政府管理需要引进市场机制，与民间协同提供公共服务，需要降低成本，将政府的力量集中于政府必须做的领域，提高公共服务的总体数量和质量，提升城市竞争力。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展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