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语体系建设上形成自觉意识,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文化发展初期,人们处于自发的状态,没有自觉意识到话语体系及其建设的作用。如同语言的发生和使用,到产生语言学,出现语言学自觉,那是后来的事情。人类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经历了多个阶段,这些阶段的标志是各相关学科的出现。在实践和交往活动中,人们为了让自己的话语被他人认可或能够说服人,创造了作为辩论手段的最初形态的辩证法;为了让自己的话语以更好的方式表达出来,创造了具有“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寻求一切可利用的说服手段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语)的修辞学;为了更好地把握自己话语的物质符号的属性,创造了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为了更好地实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创造了“与文本(text)解释相关联的理解运作的理论”⑦即解释学。此外,符号学、叙述学、叙事学等理论和学科,也伴随着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过程而相继产生。这些学科的出现和发展,既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推动了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进入新阶段。对于任何民族和国家来说,话语体系建设都是其实现现代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首先,从民族和国家内部来说,随着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对他人的依赖性不断减弱。特别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各项法律的颁布,使得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显著增强,国家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手段或经济手段,在更多时候需要依靠“话语政治”⑧来实现。哈贝马斯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社会规范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社会行为只有在日常语言的交流中才能进行”,同时,“语言也是统治和社会权利的媒介,它为有组织的权利关系提供了合法性”。⑨也就是说,社会规范的稳定性和秩序性依赖于合理的话语体系,国家治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需要通过合理的话语体系来表述。

　　其次,受资本逻辑的影响,现代社会的主体逐渐发展成为物化的人,受到合理化和可计算性的制约,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人们失去了政治热情,对公共生活变得漠不关心。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在西方理论界,改变这种状况的意见和建议很多,但不论是卢卡奇主张的总体性意识还是阿伦特提出的公共领域,不论是哈贝马斯论证的公共舆论还是罗尔斯诉诸的重叠共识,最终归结的方式都是构建一种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

　　再次,构建话语体系是民族和国家应对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是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能回避的历史趋势。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们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民族和国家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全球化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全球化。在日益深入的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和国家不断将自己主张的文明和价值观传播出去,经济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和国家需要在文明的交锋交融中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无论是文化输出还是文化防御,都需要建设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哲学社会科学处于核心观念的地位。

　　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伴随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与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往日益扩大,话语体系建设问题越来越提上议程。当代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历史形成的话语体系早已有之,但自觉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是近些年来才明确提出和着力进行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从未中断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构建中华文明。近代以来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全方位落后,导致中国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也开始受西方影响。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摆脱西方话语体系制约,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中理论自觉、文化自觉的突出表现，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节选自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刊于《社会科学总论》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