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思想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方向

　　文/文汇报文汇讲堂 李念 照片拍摄/文汇讲堂 丁怡、邱明玥

　　1935年，20岁的冯契以“榜眼”名次进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之后，他去拜会冯友兰，冯说清华的传统是逻辑学和逻辑分析。于是，冯契大一就选了金岳霖的逻辑学课程。三年后，经历了奔赴延安的热血激情后，冯契在西南联大复学。1942年，他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哲学部，师从金岳霖，是年，金岳霖决定为他一个人开课，每周六在家中为他讲休谟，后来是布拉德雷。1980年代末，冯契将恩师金岳霖的“知识论”延续创新为广义认识论，他也称之为“智慧说”。

　　“在我看来，广义认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哲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8月20日上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在2015年书展特别学术讲座·望道讲读会上不吝赞扬之词。今年是冯契诞辰100周年，望道讲读会以“北斗错落长庚明——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天空”为主题的系列演讲中推出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冯契四位分别诞辰130、120、110 、100周年的哲学家，冯契是第三讲。尽管从世俗角度而言，冯契不如其他三位光芒四射，但是，在淮安插队时于牛棚中孜孜不倦读黑格尔大小逻辑学的张汝伦看来，冯契的贡献足可称道，张汝伦在《冯契：现代中国哲学的杰出开拓者》的主题演讲伊始，便从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角度，将冯契的哲学工作和思想定性为“应该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

　　2小时的讲读会上，张汝伦一如既往地激情昂扬，气势如虹，只是这次他精心准备了讲稿，冯契晚年凝心静气倾注而成的360万字著作精髓，在一小时内被学贯中西的张汝伦“庖丁解牛”般清晰呈现：融会中西马并有独特创见的冯契，超越其师金岳霖的知识论框架，打通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创立了智慧学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而他提出的“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命题，不仅以“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来实现，并且成为他自己的践行和生活方式，其人格与学问的互融也成为中国哲学的宝贵资源。对话嘉宾、后学才俊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蔡志栋，则以“化理论为政道”的见解生动地承继了冯契的独立思考，给听众展现了冯契这位曾在我们身边的原创哲学家的思想厚度和人格感染力。

　　破除中国哲学身份的焦虑：打通中西马并有原创的20世纪下半叶第一人

　　哲学一词是舶来品，日本哲学家西周前往德国留学根据英文的“philosophy”翻译过来，并在中文里挑选了哲和学两个字，来对应西方的这门思辨之学。在西周看来，东方的佛学和中国的儒学都不是西方的哲学。一开篇，张汝伦就从哲学的词源引出中国哲学的身份焦虑。他介绍，早在1914年，京师学堂和北大都有哲学部，但直到冯友兰和胡适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才发现中国所有的哲学与西方分科制下的哲学相比，无论是内容、方形态上完全都是两回事。因此，如何根据西方哲学的精髓来改建中国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家或学人面临的共同任务。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衔玉而生，中国哲学从出身就注定着必须是如王国维等大家所说的融会中西并有所创新的。“西学其实是中国哲学新的传统。”张汝伦强调。

　　但是，现实的高要求并非人人都能达到。张汝伦以本次望道讲读会所纪念的四位哲学家为例，他分析，熊十力最接近传统，没有出过国不懂外语，他主张学生先读西哲，再学佛，最后才是中哲，他的资源主要是中哲；冯友兰和金岳霖留学西方，很自觉地传播着西学，但金岳霖最早是从政治学转到哲学；冯友兰是在西学的“实在论”思想中解读中国思想，属“中体西用”。

　　相对而言，比他们晚一辈的冯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接受了系统完备的西学和中学学术训练。除了开首所说的金岳霖给予的系统的英美分析哲学的熏陶；在本科时，传授中哲的冯友兰就常在课堂上单独提问他，引得同窗妒忌；在西南联大时，北大哲学系系主任汤用彤先后开了《印度佛教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冯契浸染其中；在张汝伦看来，由于冯契的革命经历，使得他又能“区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和八路军前线实习生的冯契，在山西抗战前线兴奋地阅读《论持久战》，此后在西南联大高亢地吸收《新民主主义论》，比起留学西洋的那代“海归”而言，冯契有接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天然亲近感。张汝伦由衷而言，“拉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找不出第二人会如此融会中西马”；而晚年，冯契又写出四卷本哲学史、三卷《智慧说》，并创建了自己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在张汝伦看来，冯契的成就是“不可替代”的。冯契在世界范围内凸显了中国哲学的地位，并使之成为有机的一部分，从中也完成了这代哲学家的时代使命。

　　对恩师金岳霖知识论的超越：把形上学看做认识论的最高阶段

　　在张汝伦看来，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既融会了中西马，又以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因此，一开始就超越了导师金岳霖的知识论。冯契把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最根本的问题看成是“古今中西”之争。表现在哲学中，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紧张。

　　具体而言，张汝伦举例，金岳霖认为，哲学可以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前者近乎科学，靠分析靠批评，后者近乎宗教，靠综合和创作。金岳霖认为研究前者这样的知识论，不需要带感情、立场，“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而研究后者这样的元学，可以忘记我是人但不能忘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但冯契认为，需要打通知识论和元学（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里不能不考虑“整个的人”。所以，冯契把元学看成认识论的最高阶段。张汝伦指出，忽视认识主体是整个的人，不是金岳霖一个人的问题，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实证论者都如此。而冯契要将人的自由问题作为讨论范畴，那样，研究范围必须从知识扩展到智慧，因为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与自由发展有内在关系。“所以认识论要讲自由。”因此，在从形而上学来理解智慧后，冯契的认识论问题有四：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必然真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和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张汝伦指出，前三个都是传统认识论范畴，但第四个，西方哲学家看成形而上学或伦理学问题。因此，他主张用Epistemology，而不是theroy of knowledge来翻译广义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