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夏日外滩夜景绚丽夺目游人如织 图片作者:刘勤利/视觉中国

　　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由此奏响了中国新一轮开发开放的号角,浦东迅速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改革样本”。28年来,浦东新区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在市场经济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不仅因改革开放而实现了自身的巨变,也为国家创新发展贡献了一大批可推广可复制的有益经验。

　　“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

　　如今的浦东,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市政道路四通八达;然而,开发开放之初的浦东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落后,交通、生活不便,与浦西外滩判若两地。

　　《浦东开发》月刊原主编谢国平说,在浦东开发开放前,对大多数居住在上海浦西的市民来说,浦东是一个“落乡”的地方。浦东市政建设落后,居住条件简陋,文化设施稀少,水陆交通极为不便。如今贯通浦东北部东西向的8快2慢车道的杨高路,在20世纪50年代仅仅是3.5米宽的碎石煤屑路面的小路,被戏称为“羊羔路”。1990年底,浦东新区仅有公交线路48条、出租车35辆。更难的是过江,长期以来,没有大桥、隧道、地铁,有时过一次江需排队等候十多个小时。

　　谈及浦东开发开放前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姚为群表示,当时最大阻力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机制及思维模式的约束;最大困难是资金和人才的匮乏,交通不便以及基础设施落后。谢国平也认为,浦东开发开放伊始,从建设层面说,首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浦东开发初期,每平方公里的开发成本为5亿—7亿元,到1995年、1996年时上升至6亿—9亿元。而到1995年,浦东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23.47亿元,远远不够支撑浦东的开发成本。从思想层面上说,最初的问题是人们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意义认识不足。

　　对此,浦东建设者解放思想,撬动了社会资金的投入,浦东开发的启动资金从向政府要钱转变为向市场筹钱。为了打破观念藩篱,时任上海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赵启正反复说,要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那时曾有一条标语“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挂在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前线指挥部”——浦东大道141号简陋的食堂里。赵启正曾解释说,这条标语是为了提醒所有的浦东干部都要具备国际眼光和国际思维。此外,上海还提出,浦东开发要“东西联动”,在振兴上海的同时要打“长江牌”和“中华牌”,为长江流域和全国发展服务。

　　先行先试引领改革

　　28年来,浦东新区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姚为群表示,“规划先行”是浦东在经济发展方面为国家贡献的最重要的可推广可复制经验。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表示,浦东新区设立以来,坚持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尤其是率先进行自由贸易区试验以后,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比如,率先进行商事制度改革,企业注册资本改实缴制为认缴制;确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确立符合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海关和检验检疫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大通关建设深入推进;确立了以规范市场主体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基础性制度基本建立,为全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经验。

　　行政体制改革是浦东开发开放的重中之重,是浦东改革创新中带有超前性和关键性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陈奇星表示,浦东新区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主要特征和经验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二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编制管理,推进管理层级扁平化;三是以“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技术为依托,改革政府流程,推进公共管理转型,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四是以制度创新和队伍建设为抓手,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五是按照自贸试验区的理念和规则,探索一级地方政府管理的新模式和政府运作的新体制。

　　当好“排头兵中的排头兵”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对于浦东新区来说,就是要当好“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张兆安表示,近年来,浦东新区确实在很多方面担当起了如此重任,并发挥了独特作用。目前,上海市正在推动实施的两大战略,即上海自贸区试验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都在浦东新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先行先试的上海率先响应,已经形成了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基本方案。姚为群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开放为应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调整、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提供试点经验;实现路径是从政策优惠向制度创新转变,从单纯开放向开放与改革相融合转变,从单纯“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转变,从“特事特办”向“可复制可推广”转变。自由贸易港的基本功能是高度提升国际贸易中心能级,高度增强国际贸易中心功能,高度创新优化国际贸易中心环境;实现路径是开放与改革并举,政策优惠与制度创新并举,“引进来”“走出去”和“转口”并举。

　　谈及对未来浦东新区发展的期许,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林拓表示,浦东要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重要引领者,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新引擎;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形成新亮点,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要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以瞄准国际最高标准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集聚和建设世界一流大科学设施集群,提高科学中心集中度和显示度;提升全球配置创新人才的能力,提高创新浓度,催化革命性、枢纽性的原创科技,形成创新的引爆点与“场效应”。要成为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领跑者,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大民生,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让陆家嘴、自贸区和洋山港等著名地标与城乡融合发展交相辉映;强化与优化制度供给,从而更好地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新标杆。

　　记者 查建国 夏立

　　相关链接:关键时期的重大决策

　　如果把中国东部沿海比作一张弓,长江比作一支箭,处在弓箭交叉的“箭镞”就是浦东。开弓没有回头箭。开发开放浦东,就是拉开东部蜿蜒海岸线强弓,扣发长江流域的利箭,将中国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境界。而精心设计这一战略大局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1990年大年初一,上海少有地迎来一场瑞雪。雪后初霁,西郊宾馆的松柏格外苍翠,正在这里过年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关于浦东开发准备工作的汇报后,坚定地说:“这是个好事,早该如此。”

　　春节过后,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同志对中央负责同志说,上海浦东的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此后,邓小平同志又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已经开始构思开发浦东。1984年12月,在上海市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上报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中提出,要振兴上海,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区建设。1986年4月,在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同志主持下,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初步方案,并向中央上报了《上海市城市规划方案汇报的提纲》。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要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使浦东成为现代化新区。1987年,开发浦东咨询小组成立并进行可行性研究。1988年,上海举行“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邀请140多名中外专家献计献策。

　　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浦东开发这一发展构想,上升成为党中央作出的国家重大战略决策。

　　在中南海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1990年2月,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赶赴上海,考察浦东。几天以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呈送到中共中央、国务院。

　　从3月底到4月初,全国两会尚未闭幕,国务院领导同志又带队来到上海,就浦东开发问题做了10天调研。那10天,上海展览中心会议室灯火通明,26个研究小组通宵达旦地赶材料、写专题,最终汇总的方案上报4月10日的国务院会议。

　　1990年4月12日,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方案。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中央强调,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希望上海的同志们把开发浦东的事情办好,使上海焕发出新的活力,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12天之后,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宣布开发浦东的10条政策,还宣布了开发浦东的总体实施规划:“八五”期间为开发起步阶段;“九五”期间为重点开发阶段;200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为全面建设阶段。

　　新华网 作者:慎海雄 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