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期，一种不正常现象引发了公众越来越多的抱怨——“一个‘大婆婆’放手了，十个‘小婆婆’伸手了”，说的是上级政府简政放权之后，下级政府的各个部门却把手中的权力抓得更紧了，过去轮不到它管的事情，现在也要管一管了。这个“管一管”说白了，许多时候就是借着设置审批、考核的机会，寻租或者“打秋风”。结果，企业和居民办事麻烦更多。对付一个“大婆婆”，尚且需要大费周章，应对十个“小婆婆”，莫非都得成“千手观音”？

　　中国行政构架的一大特点就是层级繁多，而且每级都有自己的财政。但是，基层要办事却没有足够的财力，因此，与民争利成为基层政府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趁着“大婆婆”权力下放的机会，“小婆婆”抓紧揽权，自我扩充审批、考核等权限，硬是把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放权让利，变成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放权让利，最后让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红利在行政体制内部被自我消化。

　　原来集中管控的领域，现在国家放权了，不干预了，但基层政府仍然面临着维护生活领域公共秩序的责任，不允许出现管理真空和局面混乱。固然，行政之外的市场和社会自律机制可以发挥作用，但毕竟需要时间才能建立起来，进入常态运行。在这个新旧体制的过渡时期，行政该怎么管，行政监管同其他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如何衔接，行政监管的放松和其他机制的扣紧如何同步，都是必须花大力气来解决的课题。

　　中国的改革素称“政府的自我革命”，这意味着，改革是国家基于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审时度势而采取的主动行为，而不是因为底层压力过大而采取的被动应对。因此，虽然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但行政主导的架构始终保持完好如初，至少在政府内部，行政指令的功效仍然高于其他任何制约机制。如此格局下，上级政府放权出让的利益就非常容易被下级政府截留，因为除非上级政府明确加强对下级政府的监督，严令不许有任何截留，否则，在法治尚未健全，人大有待加强，舆论兴奋点难以持续的当下，谁能阻止“小婆婆”精灵古怪花样百出？只要基层政府基本只受到自上而下的制约，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靠“大婆婆”主动放权的改革，总会遭遇下级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消极抵抗”，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借机渔利。

　　说到这里，一切都清楚了，“大婆婆”放手，“小婆婆”伸手的问题，不只是行政官员个人素质问题，不是基层政府谋求地方或部门利益问题，甚至也不是各级政府之间事务和权力如何合理配置问题，而是中国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希望解决的问题，即“实质性地扩大公民权利，有效制约行政权力”。只有真正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政府依法行政，不得随意设置审批权和其他行政许可，才能让每一级政府都老老实实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从而使得越权行为得到最大遏制，滥权行为得到严厉惩处。同时，让民众的意愿通过民主参与，进入国家法律，进入中央决策，并通过地方人大，还有媒体，对政府政策与行为进行常态化监督，如此，才能改变和制止各级政府的随意和任性。

　　改革这么多年了，容易吃的肉都吃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骨头在挑战着全体中国人的智慧，“大婆婆”放手，“小婆婆”伸手，看似只是一个现象，背后却正是我们不得不“啃”的一块大骨头。回避是不可能了，权宜之计也已于事无补，只有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深化改革，突破体制瓶颈，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才能摁住“小婆婆”到处伸出的手，才能让国家放权让利的实际举措取得激活市场和社会的实效，才能让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让中国社会实现全面进步。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