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风险交流 以共识促共治

    本次《食品安全法》修订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总则部分，比如明确了企业的第一责任，明确了食品安全属地化管理，将食品安全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挂钩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明确提出了社会共治的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积极意义。

　　食品上接环境下接健康，链条长、涉及面广，这也决定了食品安全绝不能靠几个食品监管部门包打天下。食品安全领域技术性强，无论监管、研究还是做报道都有一定的门槛，但每一个人都是食品的消费者，这决定了食品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加之公民意识觉醒，要求获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因此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大势所趋、必由之路。

　　实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首先需要凝聚共识。何谓“共识”？习近平同志将它形象地比喻为“最大公约数”。他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然而，在食品安全领域，共识还没有完全实现。比如，在“食品安全该怎么管”这个最基本的命题上，各利益相关方没有形成共识。由于食品安全舆论环境恶化，监管部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食品安全甚至已经上升到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在这样的重压之下，监管部门摆出“三个最严”的姿态。然而，食品安全有其内在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不可能迅速改观，食品安全问题更不会消失。只要再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监管部门只能把紧绷的弦绷得更紧，进入“没有最严、只有更严”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