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习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可看作是发出了一个总动员令，是希望京津冀各自抛开这一亩三分地，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一加二大于三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达到整体的效益最大，同时各自也获得相应的发展利益。

　　七点要求：一个总动员令

　　人民论坛：“京津冀协同发展” 最近被解读为“一号工程”，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您怎么看？

　　牛凤瑞：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将其称为“一号工程”恐怕并不准确。国家一号领导人的指示和工作重点有很多，我们又如何说哪个是“一号工程”，哪个是“二号工程”？这样的排序是不好的。

　　我觉得，习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七点要求，可以视作一个总动员令。他是希望京津冀各自抛开“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不再囿于过去的恩恩怨怨，而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一加二大于三的角度考虑问题，更好地推动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从而能够达到整体的效益最大，各自也获得相应的发展利益。这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

　　人民论坛：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七点要求？

　　牛凤瑞：对于如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七点要求中，总书记讲得非常全面。

　　首先是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问题。规划是指引未来方向的，只有取得一定共识，才能共同建构而不是“今天建了明天拆”。整体上有一个长远的科学的规划，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是思想观念问题。实际上这是要求地方政府在考虑问题时，不能光考虑自己，要换位思考，只有平等互利才有持久的合作。在中间层面上破除思想方法上的误区，也非常关键。

　　关于第三点，实质上，京津冀三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分工，且生产和消费之间有着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条。京津冀可以是优势互补的关系，但产业链条不顺畅，就会使得整个经济运营受到阻隔，就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只有理顺产业链条，才能各自发挥优势并相互融合，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第四点是关于城市的空间规划。城市群是未来城市空间规划的一个重要载体和重要形式。实现城镇化之后，中国可能会形成几十个不同等级、不同辐射范围的城市群，京津冀就是其中第一等级的城市群。我们所说的城市群，就是以一个或者少数特大城市为中心，若干个不同等级的城市在空间上相对密集地聚集，而且相互之间的分工联系特别密切的城市化形态。京津冀确实到了应当作这方面的科学规划和考虑的阶段，毕竟不可能所有的产业（即便是高端产业）都集中在北京和天津，而应是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从而形成都市群的形态。城市群本质上是一个扩大了的城市，它既能够解决单个城市无限扩张带来的城市病，同时又能够发挥城市本身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第五，生态是没有国界的，也不存在省界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区域的层次上进行统筹安排，进行综合治理。眼下的生态环境当中，除了空气，水的问题也很重要。美国大使馆发布个PM2.5，导致人们对其谈虎色变，实际上水的污染和土壤的污染也不容忽视。总的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统筹兼顾。如果没有京津冀三地统筹的资源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恐怕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六，京津冀三方应当更好地协调。习总书记讲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交通一体化是方法也是目标，城市之间若没有快捷的交通网络、高效率的交通体系来联通，如何能够实现相互联系？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再“穿新鞋走老路”，寄希望于通过中央一个命令、一个文件就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而应更多通过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三地之间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和顺畅、无障碍的流动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事实上，使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不是说政府的作用不重要，政府要做好自己的事，既不“越位”、“错位”，也不“缺位”，就如生态补偿问题，政府若不出面则很难做成；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也是政府的职责。

　　七点要求中，第二点和第七点尤其重要。第二点是解决思想观念的问题，即突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合作共赢，持续发展。第七点则是倡导通过市场来调整，而不是走原来的老路，让中央来作指示、当裁判。各方都有利益诉求，必然是平等互利的博弈谈判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毕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诸如京津冀这样区域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央领导重视了，就更容易推动一些。因此，习总书记的总动员令，不仅给出一个大的战略方向，也会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

　　国家战略：“协同发展”已进入可实际操作阶段

　　人民论坛：总书记反复强调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又有什么特别的深意？

　　牛凤瑞：京津冀的发展问题，从来都是国家战略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否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最根本是取决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客观存在。同样的，京津冀一体化从理念到实际行动，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酝酿，而不仅仅是最近的十年的酝酿和反复。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再次强调，客观上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是我们已经真正具备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条件。

　　京津冀的区域协同发展，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土局成立伊始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京津唐国土规划研究。所谓京津唐国土规划，其实就是立足于京津冀一体化这一理念而展开。彼时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中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反复，主要是客观条件的影响，包括体制条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这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回过头来看，最初我们确实不具备进行一体化操作的条件，而且1980年代初，我们刚刚进行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更多地通过中央的指示和文件来实现两市一省的资源配置，并不真正需要所谓的“一体化”。

　　从全国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经济社会发育水平最高的三个城市群，特别是京津冀，虽然现在整体水平还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但京津冀人口占全国的8%，GDP占全国的11%，近九分之一，无论从经济总量看，还是经济密度看，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同时京津冀地区过去也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共和国首都所在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三地各自的经济社会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者之间本应是经济上互相融合，优势互补的，但是省域之间行政壁垒竟然使得“1+1+1<3”。

　　雾霾是一个契机，实质上正如习总书记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这样才能打通发展的大动脉。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施阶段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习总书记的指示，正是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是因客观问题而生，而且不仅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