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生物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传入，“细菌”和“病毒”这两个基础性概念也得以在中国社会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有效促进了国人现代卫生防疫知识和观念的生成，我国现代卫生防疫和医疗制度体系也随之逐步建立。从概念史的角度回顾这一历程，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国人卫生观念、防疫行为的变迁，以及现代卫生防疫知识和医疗制度体系建立完善之间的历史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关于科学、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认知局限、对中西医关系的思考等，对于我们今天科学理性看待相关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生物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传入，中国逐渐建立起现代卫生防疫知识和医疗体系，提高了应对各类卫生问题和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细菌”和“病毒”这两个概念的传播，具有基础性作用，直接确立了有害微生物与流行传染病之间的病原学联系，参与推动了现代卫生防疫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与普及。考察这两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史和影响史，有助于透视近代国人接纳新概念、新知识的历程、特点，及其与现代卫生防疫事业之间的历史关联。而伴随这一过程，关于科学、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认知局限也时有体现，值得今人思考。

　　“细菌”和“病毒”概念最初传入中国

　　所谓细菌，指的是“体积极微小的单细胞生物”（《现代汉语大词典》2009年版，第1918页），它是微生物的一种，遍布于土壤、水、空气、有机物质与生物体内外，对自然界物质循环发挥作用，但有的也能使人类、牲畜等发生疾病。作为现代生物学和医学互动的产物，“细菌”概念的出现与成熟，得益于细菌学的形成和传播。细菌学是现代生物学与医学的交叉学科，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17世纪晚期，荷兰学者列文虎克借助显微镜首次观测到此类微生物，但并未建立其与疾病的关联性。随着基础医学发展和显微镜技术的改进，细菌学在19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19世纪70年代之后，巴斯德、科赫相继发现酵母菌、结核菌、霍乱菌等，并证实了细菌与疾病间的病原学关系，由此，现代细菌学说逐渐取代此前占主导地位的瘴秽之气致病说，为西方社会广泛接受。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细菌”概念及学说经由西方和日本输入中国。此前的19世纪70年代，“细菌”的英文单词Bacterium已先行出现在来华传教士所办英文报刊上。至19世纪90年代初，更为专业的细菌学知识已可见于来华医学传教士主办的《博医会报》。不过当时的中文对译不称“细菌”，而是称之为“微虫”和“微菌”等，有时也笼统地以“微生物”称之，如1892年春《格致汇编》发表《人与微生物争战论》一文，就是如此。细菌的分支概念“黴菌”（即“霉菌”），也较早引入，如1900年5月《农学报》就曾刊载日人藤田丰八的译作《用黴菌除虫法》。鲜为人知的是，清末西方传教士还曾专造新字“”来对译“细菌”的英文单词，但因字词生僻和意义甚晦，没能流行开来。

　　汉字“细菌”一词来源于日本，约于20世纪初引入中国。1900年，福州船政局沈翊清著《东游日记》，记录了他赴日本军医学校参观“细菌学业室”，得知“细菌传染病”的经历（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1～22页）。1903年，《湖北商务报》报道日本出口美国的蜜柑附着“介虫细菌”。1905年湖北学务处出版的《植物学》教科书，又言及肺结核、虎列剌等病原“皆由于细菌寄生而来”（湖北学务处1905年版，第137页）。

　　“细菌”这一概念的确立，是中、西、日语言交流互动的产物。据沈国威研究，以“细胞”对译英文相关词汇Cell，乃1858年传教士韦廉臣与李善兰合作翻译《植物学》一书时所创，后该词传入日本。“细菌”一词很可能是日本学者根据“细胞”的构词法推衍而出，后又回传到中国。“细菌”一词引进中国之初，往往被认定为植物，但感觉上“微虫”显然属于动物，这便容易造成生物学归类的矛盾，细菌只是微生物的一种，“黴菌”则表示含有致病毒素的那部分细菌，它们的指代范围要么过广、要么过窄，均有各自局限。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互动，细菌一词胜出，先期被用来表示这一概念的“微虫”“微菌”和“”等字词，则逐渐被弃用。

　　清末民初发行的各类词典，能够验证“细菌”概念日渐得到社会认同的趋势。1908年颜惠庆编《英华大辞典》尚将其解释为“黴菌”“微生物”，1911年卫礼贤编《德英华文科学字典》中，已添加“细菌”一词。1915年版的《辞源》正式收录“细菌”词条，更明确写道：“下等植物，体极细微，非藉高度之显微镜不能见……常在水、空气及尘埃等不洁物中，生殖甚速，常以本体分裂为二，递次倍增，或发生孢子。其有毒者，如寄生人体及动物体内，则为各种危险疫病之源，传染甚烈。”这是“细菌”概念及其主要内涵被中国社会大体理解和认同的重要标志。需要说明的是，细菌为下等植物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生物学归类，不过按照1866年德国学者海克尔的三界分类法应归于原生生物界，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五界、六界分类，又将其划入原核生物界。与“细菌”含义相关的“病菌”概念，也于20世纪初逐渐流行开来，《新民丛报》1903年第31号曾载《病菌者亡种之一物也》一文，竟将病菌的传衍为害，视作亡国灭种之端。一般而言，“病菌”的指称范围较“细菌”窄，但也常有人将其混用不分。如1914年中华书局版《新制单级修身教授书》即称：“细微植物寄生他物体者曰细菌……恒为传染病之媒介，故又曰病菌”（见该书甲编第20页）。

　　“病毒”（Virus）一词，最早被古罗马人用来表示生物来源的毒素。19世纪，随着微生物学兴起，人们认为细菌是许多传染性疾病的病原因子，遂将“病毒”作为细菌病原体的同义语（杨复华：《病毒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1892年，俄国学者伊万诺夫斯基发现，滤去细菌的烟草病叶仍具感染性。1898年，荷兰学者贝杰林克进行了同样的实验，进一步明确了引起烟草花叶病的是一种比细菌病原体更小的病原体，并为其命名。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渐形成了现代更狭义的专业“病毒”概念，它指的是一种极微小的、结构极简单的非细胞型微生物，它必须寄生于活细胞内才能增殖，同细菌（包括后来区别于一般细菌的“真菌”）作为细胞型微生物有别。此后，病毒学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科学界的研究重点在于分离和鉴定各种引起病毒性疾病的病毒，此后则多集中于其化学与结构的研究。

　　单就“病毒”一词本身而言，它在中文里的出现并不比“细菌”晚。19世纪40—60年代，传教士麦都思编《英华字典》和罗存德编《英华字典》时，已经传译出Virus中的“疔毒”“痘毒”等具体毒素的内涵。1900年5月，《农学报》一份有关蚕病的实验报告提及蛾、蚕能遗传“病毒”，这是较早见到的“病毒”一词。同年，《清议报》第69册刊载《论侵略中国之无谋》一文，用“病毒之亢进”来形容欧洲列国大肆侵略的膨胀热。1902年，留日学生何燏时在其翻译的《中学生理教科书》里，揭示并强调了“病毒”与传染病的关联，称“肺结核由肺内生一种病毒，曰结核黴菌者而发”，“凡传染病皆另具一种病毒，而后发种种之病”（教科书译辑社1902年版，第77页、185页）。《大陆报》1904年第5号发表《病毒侵入之门》一文，将“病毒”区分为无机性与有机性两类，前者系指普通中毒之毒物，在体外即具毒性；后者专指“黴菌”，其能侵入人体，引起种种传染病。可见时人所称“病毒”，更多是指带传染性的“病菌”或病菌之毒，有时也泛指所有致病之毒，甚至还会与一般“细菌”概念混用。这是“病毒”概念传入中国时的早期情形。

　　1908年，颜惠庆在所编《英华大辞典》中，已明确将英文Virus对译为“病毒”一词，但当时的中文里，尚未生成有别于“细菌”病原体的现代专业“病毒”概念。那时，将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的病原体归于一般“病菌”，是颇为常见的医学误解。随着病毒研究的不断发展以及中西交流的逐渐加深，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医学界开始明确区分一般“细菌”病原体与现代“病毒”概念。

　　细菌学的系统引入与“细菌”概念的深入传播

　　20世纪以来，细菌学蓬勃发展，引起中国一些知识精英高度关注。《理学杂志》1907年第7期称赞细菌学“诚科学之中心点也”。1937年，上海真如法医研究所祖照基在《细菌学实习提要》一书序言中也表示：“细菌学在今日之地位，实为医学之基础，已巍然成为一独立学科，其重要固勿待赘言矣。”此等认识，无疑有助于“细菌”概念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不难发现，清末民初出版的不少伦理学、生物学、医学教科书或专著已开始积极引介国际前沿的细菌研究成果，并初步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细菌学体系，这为“细菌”概念及早期“病毒”等相关概念的传播奠定了知识基础。

　　如1905年，湖北学务处发行的《伦理学》教科书收录日本医学家藤原道雄演的《细菌谈》一文，就可谓细菌学知识整体传播的早期代表。该文指出，细菌为极幽微之生活体，分为笠状菌、萌芽菌、分裂菌三类，栖息于空气、水草、土壤、人体各处。破伤风、结核等传染病皆由细菌通过不同路径侵入人体所导致，病者将经历潜伏期、前驱期，直至出现恶寒、战栗、体温升腾等症状。除了天然免疫，作者还介绍了人工注射毒素形成免疫质以及原理类似的血清疗法。此外，《细菌谈》一文还特别强调预防细菌类传染病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如政府应发布传染病预防规则，卫生当局要积极实施，公众需厉行清洁、消毒之法等，实际上已从社会公德和公共事业角度，触及现代卫生防疫问题（湖北学务处1905年版，“课外余谈”第31～37页）。

　　1908年，中华博医会出版了首部中文细菌学专著《学新编》，系美国医学家挨起挪著，文渊博翻译。1912年，先后在云南、广东多所医学堂担任细菌学教习的陈世华耗费10年之功，又翻译出版《波路氏微菌学全书》（内扉题名《波路氏微菌学》）。这两本早期细菌学专著更为专业、翔实地阐述了细菌学知识体系，尤其是关于“非病原菌”的系统介绍，有力地纠正了“细菌皆致病”的认知偏颇。可惜因内容生涩，传播有限，迄今未引起足够重视。

　　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开始自己撰写细菌学专著，在专业知识构建和社会普及两个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1923年，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出版《细菌》一书，涉及细菌学略史及范围，细菌之界说、形态、分布，细菌之生活及作用、细菌与疾病等内容。作者特别注意到细菌学跨学科研究趋势，指出关注细菌与疾病关系者已分化为病理细菌学、卫生细菌学两派。此后，相关专著还有余云岫所著《微生物》（1920年）、姜白民所著《实用细菌学》（1922年），等等。

　　如果说以上著述更偏重于学术性，那么芝加哥大学细菌学博士、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于1936年出版的《细菌与人》一书，则在知识概念传播普及方面贡献突出。该书收录了高氏此前发布的29篇科学小品文，以浅显易懂、轻松诙谐的笔调向公众传递细菌学新知。比如《细菌的衣食住行》在解释“荚膜”概念时，就称细菌并非一丝不挂，也穿着薄薄的一层衣服，需染色才能看清。再如细菌凭借蚊蝇、老鼠等媒介传播，则被描绘为以它们为交通工具，四处旅行观光。其他如胡步蟾著《细菌与人生》（1933年）、司徒宗著《细菌与人类》（1945年），也都把“细菌”知识、概念与社会人生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国人对现代卫生、养生的综合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