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也是继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发挥思想库作用”后中央对智库建设更深层次的阐释和表态。

　　一年来，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逐渐呈现了产业化的趋势：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这些积极迹象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还不够完整。相比中国遍及全球的国家影响力，中国智库发展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数月前，笔者走访了美国20多家智库与机构，结合日常的智库运营经验，谈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切身感受，或许会有助于中央、地方、社会以及知识界推进智库的下一步发展。

　　中美智库差距为何大

　　中国古代早有“门客”、“军师”、“师爷”、“幕僚”、“谋士”等与智库相似的职业，但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8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两家目前中国最大智库的创建史，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革的进程。但两家均属于行政编制内的机构，很难摆脱“官方”印迹，“谋”与“断”之间未能分离，即参谋体系与决策体系之间相对独立，这为民间智库的萌生与发展提供了政治与历史土壤。

　　19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下海潮”，有一批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毅然走出体制，创办了依靠市场、专注于政策分析、企业咨询的民间智库，比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等。据报道，当时中国智库一度达到2500多家。然而，由于苏东剧变对中国持续产生的意识形态压力，以及商业运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间智库被注销或夭折，有的则转为商业咨询公司。整体上看，第一代中国智库以官方智库为绝对重心，民间对决策咨询的参与度相当低。

　　北京奥运后，政治大环境转暖，行政体制的改革加快，第二代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有的效仿国外智库模式，邀请了大量政府前高官为智库管理者，如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有的靠民营慈善基金投资，如成立于2011年的新华都研究院；有的则依赖于各地政府或企业，专为地方决策服务；有的则依托著名高校、知名媒体。人大重阳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年初联合创办的现代化智库，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相较于第一代，第二代中国智库呈现了许多新特征：机制相对灵活，不再寻求行政编制；经费预算大多源于社会捐赠，而非行政拨款；观点与立场更加多元，有的干脆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等等。但第二代中国智库由于成立时间尚短，运作模式还未成熟，且规模相对较小，全职人员多数不超过100人，年均预算一般都只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元人民币不等，超过1亿元预算的中国智库廖廖无几。据笔者所知，美国前十大智库的年均经费支出均超过3000万美元。著名智库兰德公司2012年预算约2.6亿美元，雇员人员达到1700人，分布在47个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中美智库的差距仍然较大。无论从规模功能，还是运营机制，中国智库仍处于萌芽期，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正是推进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潜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