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5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的“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成立百年纪念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来自美国、捷克、中国台湾与内地的近代史、科技史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究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内在规律，借着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百年的重要契机比照今日之科学、思考未来之出路。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回顾了中国科学社在美国创立分社的历史渊源，主要考察美国当时的科学、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科学社早期组织者和领导人的影响，以及1918年科学社迁到中国以后所继续保持的与美国的联系，尤其是新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发现的档案资料所显示出的1930年代初在梅贻琦领导下创立中国科学社美洲分社(American Branch of the ScienceSocietyofChina，又作留美分社、美洲分会、美国分社)的历史过程。1930年1月17日，作为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梅贻琦在回复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孝述的信中写道：“近来在美科学社社务竟至衰废，诚属可惜。”此后不久，他又写了一封英文信给科学社老社员与部分留学生：“重组像科学社这样的组织一定有益于大家同行之间互相联谊切磋、推动共同事业。”截至3月20日，31个新人加入分社，算上老社员，达到了42人的规模，其中包括周同庆、任之恭、汤佩松、蔡镏生、袁翰青、梅光迪等。消息传到了国内，在8月21日的科学社年会上，“闻者莫不欣慰鼓掌”。

　　在王作跃看来，中国科学社的历史贡献除了科学传播、科学教育以期“科学救国”的理想外，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地方在于“五四”的民主精神：“不仅是赛先生，还有德先生的影子，协会的体制与结构意味着建设‘公民社会’的一种尝试，实践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团，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进行选举时的认真、透明、公开的程度，不光是自我制度完善的一个步骤，也在给中国社会做一个样板。”王作跃通过中国科学社在美国的创立以及1930年分社的重组，提出了“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是跨国史”的观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此外还有在欧洲、日本与前苏联的留学生，我现在研究的是当年留在美国的科学家，事实上，在20世纪，不光是中国，美国的科学事业也是跨国的。”他比较了三个时期的留美科学家以及科学社的意义：1910年代的代表有竺可桢、赵元任、梅贻琦和秉志等——“以开创者的激情从事科学、救国、‘公民社会’建设，科学社属于三位一体”；1930年代包括了汤佩松、吴大猷、任之恭等——“在美专业发展与国内混战局势形成反差，科学社的角色有所转变，重要性相对减弱”；1949年的一代有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回国者又有开创者和革命的激情，而留美者反映专业发展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张力，此时科学社的理念与回国者不和，与留美者没有太多关联。”

　　来自布拉格查理大学东亚系的年轻学者胡吉瑞（JiriHudecek）经由史料的整理与统计来展现中国科学社曾经面临的一个悖论——建立中国科学社是为了介绍和普及西方科学，《科学》杂志常会发表西方科学史的文章，但却在不经意间扮演了研究中国数学史的载体。“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中国科学社的元老们并不太在意中国的古代科学”，胡吉瑞提到了任鸿隽在论述《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观点——“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这位创始人还在中国科学社第2次年会的报告中谈到，“经史子集之学以钻研陈言为务，即有所得，不过古人之糟粕。”再如秉志，他在《古今生物学名人考》中列出了许多古希腊或者中世纪学者的名字，但没有一个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