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锦祥在哈瓦那“五一”游行集会现场留影,在他身后不远处便是卡斯特罗、格瓦拉所在的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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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选拔

　　牛蛙因叫声酷似牛哞而得名,同国内常见的青蛙、蟾蜍相比,古巴牛蛙的体型更大(相当于一般青蛙的两倍),弹跳高度更高(可达两米),口味也更鲜美嫩洁。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别说在餐桌上见不到,就连牛蛙这个词,也几乎是闻所未闻。

　　但事实上,牛蛙养殖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早在1935年,上海江湾纪念路有一个沈姓老板开了一家“上海养蛙场”,叫卖一批从美国引进的牛蛙,号称“珍宝巨蛙”,每对售价24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薪金),但后来不了了之。1958年,上海水产学院也曾试养过几只,但因未产卵而死亡。1959年,浙江省宁波市水产研究所和天津市杨柳青农场先后从日本购进牛蛙试养。1961年初,广东省芳村淡水养殖场也从日本引进牛蛙养殖。上述种种,均未成气候。

　　中国国家科技国际合作局在1962年的一份报告,专门就引进古巴牛蛙的可行性及发展前景作评估:“鉴于过去从日本引进的牛蛙(原产美洲)已死亡70%,国内缺乏养殖牛蛙的经验,又很需要发展养蛙事业”,“古巴牛蛙肥大,肉可食,皮可制女皮鞋和小皮包,并有条件在我国养殖”……

　　与此同时,水产部也在紧张有序地安排选拔,对赴古巴考察牛蛙养殖技术及接收牛蛙回国的人员,他们以“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为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各水产研究所、高校中进行甄选。名单很快被确定,入选者分别来自上海和南京,一位是上海水产学院的青年教师苏锦祥,另一位则是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张兴忠。整个甄选过程,仅少数人知晓,对外秘而不宣。据后来成为中国鱼类学研究专家的苏锦祥教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那时候我也完全不知情。只是觉得奇怪,有一天在做实验,学校摄影师跑来看我,一边还拿着纸比对,悄悄问旁人‘像不像’。后来才晓得,原来是水产部要为我办理赴古护照,但不方便通知本人去拍照,只好从档案里翻出老照片翻拍,又担心和本人不像,所以跑来确认。”

　　直到出国前一个星期,苏锦祥才得知此事:“领导说,要派我去古巴,接运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我国的牛蛙。”此前一直从事鱼类研究的他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出国任务,感到十分意外,却又颇感光荣:“当时我是青年教师中为数不多的党员,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

　　第二天,苏锦祥被安排去青浦,参观当时沪上唯一养殖牛蛙的水产养殖场。“几只牛蛙关在水泥池里,一蹦老高,鼻子碰到池壁都破皮了。”这也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牛蛙。两天后,苏锦祥动身前往北京,在水产部报到时,遇到了南京来的张兴忠,一位曾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多年的鱼类研究同行。部领导向苏、张二人郑重宣布:成立赴古牛蛙接运小组,张兴忠为组长,苏锦祥为组员。

　　4月26日,牛蛙小组从北京出发,乘中国民航飞机,经莫斯科、布拉格两度中转,飞赴古巴首都哈瓦那。水产部交给他们的使命是:“考察牛蛙的饲养,并接运古方赠送的牛蛙,计雌雄种蛙各200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