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张之洞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人物,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更多地被定位为政治家而非学者。然而,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对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的理解,即把学术视为一种职业化的知识活动,但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学术却与政治、教化、伦理等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学术从政教相维的传统价值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正是晚清以降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现代化转型的结果,而张之洞恰恰就处在这一转变的关捩点上。陆胤的《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以细密的史料解读和高明的识断,为我们揭示了张之洞在中国学术的近代转折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政教”是一个传统概念,它意味着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以后)政治不只是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统治技术,更寄寓着士大夫的价值理想。士大夫浸润其中的儒学,既是其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又是可对政治加以评判和规范的具有超越性的价值系统,同时也能够转化为现实事务中的具体功业,学、道、政、教至少在原则上通贯为一体。张之洞《劝学篇·序》云,“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然而在张之洞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教体系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其源头至少可上溯到咸同年间。陆胤将张之洞主持的文教事业置于曾国藩以降地方督抚主导的改革运动的脉络中,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名臣如何在应对西潮冲击的过程中,不断调适“政”与“学”之间的关系,在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与教育的发生导夫先路的同时,也呈现出传统政教体系一步步趋向瓦解的困局。

　　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国势日蹙的危境,晚清士大夫首先是从传统中寻求应对的资源。经世思潮的兴起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儒学中本有“通经致用”的传统,这与由经至道的形上理路并不矛盾,两者实贯穿一气。魏源说:“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于其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默觚下·治篇一》),可见“富强”本身即为“王道”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到了咸同年间,儒学固有的富强之术显然已不能应付时变,曾国藩推进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主动引入西方现代的军事技术。尽管曾国藩仍将“义理”与“经济”统一在儒学内部,但他也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请以陈钦署天津府折》)。“体用兼备”一语,暗示了两者相互分离的趋势。他的幕僚冯桂芬更是明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颁庐抗议·采西学议》),可以视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的先声。当作为“用”的“富强之术”被拱手让给西学,儒学作为道的完整性将不复存在,体与用的分裂几乎成为定局。更重要的是,“中国之伦常名教”能否与西方“富强之术”共存于一个系统中,前景也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