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中国，蔡元培、梅贻琦、鲁迅、胡适、陶行知、马相伯、陈寅恪、梁漱溟……身影渐次浮现，理念有不同，个性有差异，却都有一颗师者之心，传道授业解惑，一腔赤诚投身教育。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到校的第一天，校役们在校门口列队，像以往的官场习俗那样迎接“老爷”上任。他们恭恭敬敬地向“老爷”行礼，“老爷”居然脱下帽子，向他们一一鞠躬回礼。此后的每一天，只要遇到校役、学生向他致敬，蔡元培都会郑重地对他们鞠躬回礼。就是从这样的小事做起，蔡元培给封建习气浓厚的旧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带领着这所学校走上改革的新征程。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梅校长不喜说话，人称“寡言君子”，他专心做实事，却从不居功，他说，就算有一些成绩，那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梅贻琦治校，最大的法宝就是“吾从众”，他使得清华校园洋溢着宽厚、自由的民主之风。抗战爆发之后，梅贻琦临危受命，肩负起西南联大的重任，于战火硝烟中延续民族教育之命脉。梅校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振聋发聩。

　　南开学校创建者张伯苓，经常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桥牌，教学生照相术。他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演出。他和学生一起玩耍、做游戏，在学馆开展哑铃、足球、角力、跳高、拳术等体育活动，在体育活动时师生还改穿当时少见的短裤。经常有人批评张伯苓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但他顶住舆论压力，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胡适评价：“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轻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是一个“海归精英”，生活方式洋派西化，但是为了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举家从北平搬迁到河北定县，在那里生活了近10年，和农民同起同居。两个女儿，群英、华英都是在定县长大的。一家子穿粗布大褂，住农民漏雨的房子。与农民一同吃苦，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此后的岁月里，晏先生一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担任要职，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第三世界的乡村教育工作。

　　民国诸位先生的师者风范、人格魅力，宛如璀璨的星辉，各自照亮一方河山，照耀后来人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