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溢在《北宋宾礼的建立及其变迁——以礼仪制定原则的讨论为重点》（刊于《学术月刊》201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北宋初年大体上延续了《开元礼》的宾礼制度，根据番客身份的不同，将宾礼分为番主来朝、番使来朝两类。在北宋的宾礼实践中，番使来朝占据了绝大多数，而且其礼仪逐渐分化，特别是在澶渊之盟后，朝廷分别为契丹、高丽、交州、西南番和其他地区的使者制定了宾礼仪注。契丹使者来朝礼仪的规格远高于其他番使，其他番使见辞礼仪的仪式过程也有差异，这些事实都说明宾礼的制定原则发生了大幅变化，番使来朝礼仪不再统一制定，而是重在对不同周边政权进行差别对待，这些宾礼仪注在很长时间内都被遵循，《政和五礼新仪》中的番使来朝礼仪也只是在此基础上略作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澶渊之盟后涉外事务方面对口管理体制的出现，与宾礼制定原则的变化基本同步，这意味着北宋最终放弃了对一元化天下秩序的追求。此后北宋的周边形势总体上没有好转，正因为如此，虽然涉外礼仪和涉外机构都有所调整，但是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