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研究员夏日新：

　　诸葛亮在襄阳完成了从青年学子到战略家的转变

　　东汉末年,襄阳是当时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者和青年才俊，使青少年时的诸葛亮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结交优秀人才。这种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对诸葛亮的政治眼光和思想个性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他完成了从青年学子到战略家的转变，并为刘备制定了立国蓝图《隆中对》。

　　从关西、兖、豫迁到荆州的才士儒生数以千计，刘表积极救助这些落难的知识分子，或延揽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或聘请他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刘表在襄阳设立的学校，从教的儒士有三百多人，在州学就学的生徒有千余人，使襄阳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而襄阳学校的规模和制度也远远超出郡国学校的范畴，某种意义上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诸葛亮刚到荆州时，只有14岁，正是入学学习的年龄。庞统、向朗、刘廙是荆楚大族子弟，诸葛亮、徐庶、石韬、孟建、尹默、李仁等则是外地流移到襄阳的青年才俊。聚集在襄阳的年轻学子、精英人才，他们之间不仅互相切磋，而且相互激励。

　　“时势造英雄”，汉末天下纷争、群雄相斗的局面，为大批的政治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用武之地，而汉末襄阳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使襄阳成为孕育英才的一个火炉，诸葛亮就是从这个火炉中锻炼出来的英雄。

　　郧阳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副校长潘世东：

　　汉江流域人杰地灵圣人辈出

　　汉水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襄阳盆地，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往的通道。历史上南北对立时期，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淮河流域进行，争取的焦点是襄阳、汉中、寿春和徐州。这4个城市分别位于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联系的4条主要交通干线上，是所谓“天关”“地机”“九州咽喉”。就山川形势的险要来说，汉水流域的襄阳、汉中自然在寿春、徐州之上。

　　汉水文化的原创力与文明贡献突出表现在其人杰地灵、圣人辈出和伟大文明原创上。自古以来，汉水流域缔造了伟大的文明贡献。“千古良相”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择才使用、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忠诚无私的高尚品格，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称道和怀念。其手摇羽扇，运筹帷幄的潇洒形象，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智慧”的代名词。

　　习凿齿是东晋人物志史学家，他所著作的《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茶圣”陆羽擅长品茗，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宰相之杰”张居正世人称其为“张江陵”，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内阁首辅，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

　　汉江流域不仅文化伟人英雄辈出，撼动天下、扛鼎历史，而且更富跨代绝响、超世贡献。无论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农业医药、科学技术、军事外交、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都在不同历史时期，谱写了中华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绝顶奇迹，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凌文超：

　　刘备宣称“玺出襄阳”以证明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作为皇权正统的信物，传国玉玺为曹魏所得，刘备称帝显然就缺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受命依据。在这种情形下，刘备集团不得不另外炮制天子玉玺。由于秦制传国玉玺，二世而亡，因此传国玉玺又被视作“亡国不祥玺”。既然传国玉玺是“亡国不祥玺”，作为国之重器，又极难获得，于是，新的玉玺出现，也被视作瑞应符命。拥有传国玉玺的魏、晋，尚且需要借助新的玉玺，那么，缺少传国玉玺的蜀汉、东吴，自然更需要制作出天子玉玺，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

　　刘备集团宣扬“玺出襄阳”，从瑞应而言，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襄阳地区历来出美玉。《韩非子·和氏》称“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中”，楚山，应即荆山（在今南漳县西北），这就是天下奇珍和氏璧。据传，李斯磨和氏璧作传国玉玺。既然如此，襄阳就有可能再次出现与传国玉玺比肩的美玉嘉瑞。第二，“玺出襄阳”正在刘备集团的鼎盛时期。刘备得益州，定汉中，进号“汉中王”。关羽围樊、襄阳，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在刘备集团志得意满之时，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实际上是为刘备“承期运受天命”做准备。第三，刘备凭借宗室身份，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发展壮大，势必要彰显其政权是汉朝的延续。在汉水之末的襄阳出现玉玺，正象征着刘备政权与汉朝一脉相承。

　　可以说，“玺出襄阳”既是体现刘备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瑞征，又是一次对内对外的政治宣言，与蜀汉政权的建设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