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一役，惊醒了有识之士的天朝梦。遇“千年未有之强敌”、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出路何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借西洋坚船利炮挽天朝危局的呼声，与中外相安、十年无事的暂时稳定，汇成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契机。洋务运动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甲午战争是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所做的一次总检验，但结果表明，不仅自强求富的目标远未达到，而且东亚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早期现代化遭受了严重挫折。在甲午战争过去120周年的今天，回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反思甲午战争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及东亚格局的影响，显然是有深刻意义的。

　　一、早期现代化机遇的到来

　　在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素来不为大清帝国正视的“英夷”竟然击败了清军，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城下求和的耻辱，极大地震撼着“天朝上国”的有识之士。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在他看来，西方“蛮夷”的长技就是“坚船利炮”，故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此时的清政府具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自主性，如果能够从空前未有的鸦片战争的耻辱中总结教训，采取自主开放的政策，自觉地引进西方物质层面的新科技，改革军备，是完全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被动的。但战败的大清皇朝在其统治危机刚刚渡过、略一清醒之后，便重新昏睡过去。《海国图志》被束之高阁，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仅仅为近代中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料而已。

　　西方在飞速发展，而中国仍在原地徘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和清政府不思改革的“守成”思想，终于激化了中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引发了一场长达14年之久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而西方列强趁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更加屈辱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农民战争和西方列强的双重打击下，大清皇朝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综合国力急剧下降，面临着更加急迫的统治危机。

　　天朝上国的君臣们再次被西方列强隆隆的炮声惊醒。清政府文武大臣中的有识之士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再也不能不思改革了。这样，在19世纪60年代，“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制器”、办“洋务”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经过鸦片战后20年的酝酿，中国总算开始启动了一场现代化运动。1861年初，恭亲王奕等人上奏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场寻求自强的洋务运动悄悄拉开了序幕。这场洋务运动尽管来得稍显迟缓和艰难，但毕竟顺应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

　　在洋务派官僚主持下，开始译洋书，兴洋学，建工厂，筑铁路，开矿山，炼钢铁，这是一场在继承中国封建官办工业传统基础上开始的、从重工业起步的近代工业化道路。正是在洋务派主持下，洋务运动逐渐推进。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和煤矿、铁矿场，创办了第一家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架设了第一条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并通过“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产生了第一批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转化来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 “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使中国开始自觉地向世界资本主义轨道上靠拢，启动了中国早期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