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被称作“中国第一古物”，自唐初出土迄今，后人对它的痴迷和争论从未停止，几乎历代皆有石鼓诗歌和石鼓研究，这本身就足以勾画出一部诗歌史和学术史。石鼓之所以拥有穿越古今的魅力，关键不在于其外在的花岗岩材质和鼓形特征，而是十面石鼓辗转迁移的传奇遭遇和镌刻其上谜一般的石鼓文。

　　石鼓的辗转迁移

　　春秋战国之际，秦人刻制十个石碣，史籍中却寂寂无闻。在沉睡千年之后，十个石碣在唐初陕西凤翔府横空出世。因其形状似鼓，故名石鼓，每面石鼓皆刻一篇六七十字的四言诗，共十篇，合《诗经》“什篇”之义，是为石鼓文。“安史之乱”爆发，石鼓一度消失。乱后，石鼓再次出土，为此韩愈上书请求朝廷移入京师太学妥善保管，但未能如愿，直到郑余庆担任凤翔尹后，石鼓才被置于凤翔孔庙。

　　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石鼓在兵燹中不知所终。宋仁宗时，司马光之父司马池时任凤翔知府，寻得九面石鼓，但失一面“作原”石鼓，经金石学家向传师多方搜访，终于在民间寻到已被削成舂梁石臼和磨刀石的“作原”石鼓。酷爱书画金石的宋徽宗即位后，下旨将石鼓移入汴梁大内，又在石鼓阴文上填注黄金以示尊贵。“靖康之乱”，金兵掳运石鼓至燕京，但剔去黄金后便抛入京郊荒野中。

　　蒙元混一天下，虞集在淤泥草地再次发现石鼓，陈列于北京国子监并置铁栏保护，从此平安度过元、明、清三代。明清时代对石鼓尤为重视：明人《帝京景物略》开卷第一篇即为《太学石鼓》；朝鲜赴京使臣在“燕行录”文献中常常记载观赏国子监石鼓的经历；乾隆帝为防损坏丢失，移石鼓入皇宫，仿制十面石鼓立于国子监代替。

　　抗战爆发，为防石鼓落入日军之手，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装运石鼓随故宫国宝南迁至四川，抗战胜利后又东迁至南京，解放战争时，蒋氏欲迁台湾而不得。1950年，石鼓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鼓见证了中华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它一方面与历代国运的兴勃亡忽紧密相连，往往是乱世消失而盛世复出，另一方面又与历代国都的迁移路线若合符节，从关中到汴梁再到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