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埃斯普马克  生于1930年，瑞典著名诗人、小说家、文学史家、瑞典学院院士，1987至2004年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Dagens　Bild　摄

　　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名字，是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的——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但真正面对这位神采飞扬的瑞典作家时，听他侃侃而谈自己的作品，看他脸上那诚恳的神情，似乎都在告诉人们——他曾出任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之职，并非他生命的主角。他用他的作品以及85岁仍不辍笔的坚持，表达着他对创作者身份的看重。他的作品已有多部被译成中文出版，最近出版的，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部长篇系列《失忆的年代》。

　　在这部《失忆的年代》里，埃斯普马克试图从多个历史横截面把脉“失忆时代”，反思当今世界的发展。其中的深意，正如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的，“以书写对抗失忆，是作家的责任”。

　　每走一步，城市都在改变。我能不能回到家

　　“如果记忆只有4个小时的长度，会发生什么？

　　可能今天你是脑外科大夫，明天就成了汽车修理工；你回家按响门铃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门后面的女人是不是自己的太太，她怀里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政治家闹了丑闻，只要逃出了舆论的风暴4个小时，就安然无恙了。”

　　这是埃斯普马克在《失忆的年代》中描写的场景，用他的话说，这是给这个容易失忆的社会做了一次X光透视。

　　解放周末：“这个容易失忆的社会”，最初是怎么引起您对它的关注的？

　　埃斯普马克：长久以来，对失忆的观察，是我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就把“失忆”写进了一首诗里。我描写人们因失忆记不清地址而被退回了信件。这首诗是这样的：昨天这里还是别的房子，每走一步这个城市都在改变。我能不能回到家，而这把钥匙还对得上门锁吗？

　　而在冷战时期，失忆具有了一种更危险的形态。上世纪80年代，米兰·昆德拉在一篇有关东欧被消除的著名文章里写到，“俄罗斯占领者正在抹除掉其祖国的历史”。他的同事米兰·斯美其卡把这种结果描述为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黑洞”。1985年我特地访问了布拉格，在那里经历的事情让我震撼，便写下了《布拉格四重奏》。诗里描写了一种感官几乎不能抓住的毁灭，和一种文化在消失的声音。

　　在我看来，所有对历史的麻木不仁都是不应该的。我曾经在瑞典学院做过一个让很多人不愉快的公开演讲，对我们历史记忆的丧失提出了警告。同时，我也开始这个叫做《失忆的年代》的系列小说创作。

　　解放周末：对历史的失忆，会造成什么后果？

　　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遗忘本身，还在于它让人产生了一种功能：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它擦掉；不应该感觉的东西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

　　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质疑我提出的失忆概念。但没过多久，很多法国哲学家表达了和我相同的看法，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失忆的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托尼·朱特，甚至把我们的时代叫做“遗忘的年代”。我在小说中表达的看法，终于得到了确认。

　　解放周末：《失忆的年代》　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有效。

　　埃斯普马克：的确是这样。今天，我们生活在遗忘的时代。因为，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

　　但如果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那你也肯定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从小被关在地窖里，他整个的童年都是在地窖里度过的，不会说话，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因此，人们就称他为来自地窖的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地窖人”并不只存在于故事中，今天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地窖人”。他们就是生活在当下，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不懂得自己究竟是谁，要往哪里去。

　　解放周末：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变成“地窖人”，社会就可能变成一个没有深度的平面状态。

　　埃斯普马克：我就从文学方面来说，今天的年轻作家总是想赶潮流，信息飞速传播，他们就都想跟着信息飞快地往前走，那么，对历史、对以前的作品，他们常常顾不上管不了，甚至也都不屑于和老作家交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