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7日开启的“沪港通”被业界看作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大里程碑，为资本项目的有限开放打开了全新通道。经过近10个月平稳运行，“沪港通”为内地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积累了丰富经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机构中心研究员、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钱军日前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复制“沪港通”的成功经验，在额度可控、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可以适时开通“沪美通”，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开通“沪欧通”等更多途径，逐步加快内地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步伐。

　　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曾表示，“沪港通”正常运行以后可以将成功的运作模式和风险管理进行复制推广，再打开更多类似的通道，比如“沪美通”、“沪欧通”等等。对此，钱军教授持相同观点。在经过数月调研后，他提出未来开通“沪美通”的具体路径与风险防范对策。

　　沪美通比沪港通更值得期待

　　周道炯表示，“沪港通”的一个最大作用就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而如果仅仅局限于中国香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还是有点局限。

　　钱军赞同这一观点。他说：“无论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还是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沪美通’都比‘沪港通’更加值得期待。”

　　他这样解释：相较于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规模，内地的金融体系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要更好地融入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核心在于推动资本项目在风险可控下逐步开放。与此同时，资本项目开放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步骤，而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利。一旦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打破美元一家独霸天下的格局，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将使国际资本流动趋于平衡，从而有望避免由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以及目前该政策的退出给全球资本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内地股市与海外股市的互联互通，是一种非常好的创新型操作方式。“沪港通”为资本项目的有限开放打开了新通道，在此基础上，“沪美通”扩大了开放的口子，将为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探路，更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环。

　　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沪美通”的作用就更大。钱军说，目前在香港股市上市的半数以上公司来自内地，且“沪港通”双向流动规模很小，全年的额度是2500亿元（从上海流出）和3000亿元（从香港流进），这些资金量比起沪港两地交易所的总市值和交易量来，微乎其微。因此，“沪港通”对于帮助内地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和分散风险的作用比较有限。而美国股市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最稳定、流动性最好，股票和衍生品品种最多、风险相对来说最小的市场。纳斯达克与纽交所两市加起来有25万亿到30万亿美元的市值，且收益率与波动率均表现良好。只要在美国股市有过体验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投资与在内地股市投资大相径庭：在美国炒股，别说不用每天、每个小时看盘，一个月不看也没什么，而且基于公司基本层面分析，长期的价值投资是非常可行的策略。

　　根据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王江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的研究：1992年-2013年，上证指数年平均收益率为3.3%，同期年通胀率为4%，股市平均年波动率为48%；美国标普在这21年间，年平均收益率为8%，同期年通胀率为3%，平均年波动率仅为19%。

　　“美国股市与A股市场是全球前两大股市，而很多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一旦可以同时投资这两个股市，就等于实现了内地资产的全球配置。”钱军说，届时，“沪美通”将真正实现内地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在资金往来、投资标的、市场机制、监管制度等各方面的深度交融。内地市场有望更深地融入国际市场，得到国际投资者更广泛认可，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反向影响力，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主导力量之一。

　　此外，钱军认为，在额度可控、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开通“沪美通”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热钱”流进流出给内地资本市场带来的压力。“目前内地拥有全球最大的3.6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流动性压力。当下，虽然内地资本项目是严格控制的，但有必要多开一些有额度控制的、风险可控的通道，允许内地的资本通过可控的、看得见的渠道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