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人员吴庆龙为第一署名作者的研究团队在《科学》上发表题为“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公元前1920年的溃决洪水支持中国传说大洪水和夏朝的真实性）的论文。 

　　论文提出，这场洪水是一场强烈地震引发的堰塞湖的溃决洪水，规模巨大，溃口流量是1843年黄河洪水流量的10倍，1843年黄河洪水为黄河历史时期最大洪水，流量为3.6万方每秒。研究人员用加速器碳十四测年将这一洪水的发生时代确定在大约公元前1920年。研究者根据传说大洪水与夏朝的密切联系，将夏朝的开始年代限定在公元前大约1900年。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年代比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的夏朝开始年代（公元前2070年）晚大约170年，但与黄河流域考古资料记录的重大社会转型，即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型年代一致。 

　　对此，有学者表示，文章有关地震堰塞湖的研究完美揭示了喇家遗址形成的因果性过程。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该研究的结论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那么，这项研究的可取之处和有待完善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其背后又反映着什么样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喇家遗址考古领队叶茂林。　 

　　需进一步加强和整合相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该研究的可取之处和有待完善的地方在哪里？ 

　　叶茂林：首先要说，我是一直坚决支持这个研究的，不仅因为它涉及喇家遗址相关问题，而且我自己对多学科研究也很感兴趣，对坚持不断努力探索的研究者抱有好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其中也包括有前辈科学家在不断鼓励这种探索，我从中看到中国科学更多的希望，获得更多信心。科学研究和科学精神，就是要争论，要允许有失败，不懈追求创新，力推科学认知发展。这篇文章发表引起争议和热议，我很高兴它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该研究的可取之处是对于喇家遗址洪水灾害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是对积石峡堰塞湖溃决洪水与喇家遗址灾难的关系有更加扎实的研究，这方面工作做得很细致到位，还有新发展，当然也包括我们喇家遗址考古和相关年代学的研究也是做得很不错，如果没有喇家遗址考古研究的进展，这项研究就无从深入对比和取得更准确的年代认识。喇家遗址的发现我们就曾提出它可能为洪水传说找到了某种印证。必须说明，我国科学家对于古代洪水的研究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在知网等工具上搜索，就会出来成百上千的大量文献，全新世中期洪水研究的项目，估计也有上百项，相关的研究和成果肯定就更多。 

　　这项研究的可取之处还在于它敢于把传说中的大洪水联系起来讨论，做试探性研究，虽然相关的证据确实还不够充分，只是认为洪水滔天的情景想象及喇家遗址灾难的年代，似乎可与之关联。可是这样就把一个原本仅与喇家遗址相关的小范围的洪水事件，和大禹治水的大洪水历史事件相涉及，使它变得很有吸引力，因而也更引起《科学》的看重，同样也就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反响和质疑，这也是《科学》杂志总是追求的价值所在，也包括它的科学普及作用。如果这篇文章不谈大禹治水可能不会引起《科学》的重视，而如果文章就在国内发表，或许声响可能没有这样大，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当然有待完善的也正是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怎么找到更好的有机联系，怎么去整合许多相关的洪水研究，使喇家遗址特大洪水的洪峰抵达与中原地区洪水叠加的严重灾情相关，这样可能更具说服力。如在长江中下游洪水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假如再有三峡大坝大规模泄洪，那么就将是巨大的灾难。疏浚洪水是大禹治水面临的最大问题。关键是要寻找流域大范围的更多联系的证据，需要做很多更扎实的工作来推进。 

　　而且年代的认识也是相对的，考古学经常认为，绝对年代只有相对性，相对年代却有绝对意义。这是充满哲学意味的。考古学对年代的要求也在不断进步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