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 　文物专家，考古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先后师从沈从文先生、宿白先生，从事中国古代物质的研究。1979年调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至今。1990年被文化部聘任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摄影　王嵬

　  一本新书，销量过10万，便是畅销书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优雅跨过这道门槛。

　　作者孙机“始终如一”的专业履历，似乎很难与畅销书作者常有的“丰富多彩”的形象勾连起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20岁出头的他，在沈从文等前辈指引下，步入历史文物研究领域。从此，不曾离开。

　　这本书所涉的农业与膳食、纺织服装、交通工具、冶金、武备、科学技术等内容，更与流行无关。通常这样的书能卖3000册已属不易，但它却火得“任性”。

　　与孙机一席谈，记者找到了“火”的理由：读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有科技创新的基因，我们现在迎头赶上，来得及。

　　物质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物种”

　　一些属于社会生活的边边角角的事儿，为人所知的不多

　　正史记载得太简单了，古代社会生活其实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

　　解放周末：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您从农业工具到膳食，从服装到建筑家具，从交通工具到玉器瓷器，乃至武备、科学技术，一共谈了十大方面，这些古代物质里潜藏着怎样的历史与文化的信息？

　　孙机：中国古代的物质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5000年辉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史、经济史，这些都很重要，帝王将相干了些什么，人们关注得也很多，但一些属于社会生活的边边角角的事儿，为人所知的不多。

　　但是，这些事同样反映着历史。社会是一个整体，物质生活是在一定的国家制度里产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物种”。我们现在说的文物，在古代大部分不是生活用品就是生产用具。鼎是煮肉的，簋是盛饭的，尊是盛酒的，原先都是日用品，后来才成了祭祀礼器。

　　今天的人通过出土文物、史料文献，还有普通人的家书、便条，可以看到古代人是怎么生活、怎么劳动的。这一看就会发现，正史记载得太简单了，古代社会生活其实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

　　解放周末：数十年间，您一直在用这一独特的视角研究历史，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比如您之前出版的《中国古舆服论丛》《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等书，都已成为历史文物考古学者的工具书，被誉为“百科式的皇皇大作”。

　　孙机：我今年80多岁了，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这事做起来有意思。就说古人戴的冠冕吧，从商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冠式，背后都有故事。

　　中国服装史上一些重大的变革，比如南北朝后期服装由单轨制变为双轨制，辽、金、元、清服制政策的区别等，也都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关。

　　解放周末：通过物质，人们可以看到物质背后的社会发展脉络；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也会在某些历史时刻受到物质的影响。

　　孙机：白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对中国的人口发展影响很大。

　　白薯是外来品种。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吕宋（菲律宾）经商，看到白薯，想把它带回祖国。但吕宋不准薯种出口，于是他“取藷（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万历二十二年，福建遭荒，陈振龙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白薯。金学曾命各县栽种，大有成效，渡过了灾荒。为什么？因为白薯种得好，可以亩产万斤，而那时小米的亩产量不到200斤。

　　经过陈家几代人的推广，白薯在中国被广泛种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粮食问题。我国人口在西汉时已达六千万，然而直到明末，还只有一亿人，到了乾隆就猛增到两亿，清末就是四万万同胞了。这其中，从新大陆传入的白薯、玉米及其他高产作物的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