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彻底、普遍的贫困化和自动化问题。在技术的宰制下，我们已经远离了凯恩斯的资本效益模式，进入了以知识的无知和欲望心理学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模式中。

　　高中二年级辍学，远离校园，踏入社会；

　　27—31岁，在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和米雷看守所服刑，与世隔绝的他开始大量接触现象学、黑格尔主义，与法国著名现象学家热拉尔·吉拉内开始通信学习；

　　35岁之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完成博士学位，进入研究院下属的哲学学院任教，在法国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工作，牵头创立“精神技术工业政治国际联合会”（Ars Industrialis）；

　　……

　　这一长串跌宕起伏、又柳暗花明的人生履历，都属于一个人的传奇——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2015年3月，他带着半生的哲学信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到访南京大学，与张一兵、周宪就数字—网络时代的技术控制、新型技术意识形态批判、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主题侃侃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