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反思过去源于前苏联的传统教育模式，努力学习、借鉴西方特别是美国大学的先进办学理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此得到重新认识，进而成为一项新共识。

　　日前，在哈尔滨召开的科技史与通识教育学术会议暨第五届全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上，有学者也提出要重视通识教育。哲学通识教育在高校人文学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文研究的作用？近日，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亮。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哲学通识教育在高校人文学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张亮：要回答这个问题得首先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通识教学的历程。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以后，我国大学源于前苏联的传统专业教育模式暴露出诸多问题，日益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多元发展需要。于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要求超越专业教育，走向复合型人才、通识人才培养的呼声日趋高涨。

　　在此情况下，我国高校逐步开始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尝试和探索，沉寂多年的哲学通识教育就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经过90年代的反思与探索，国内哲学界认识到，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以“认识世界，学会做人”为宗旨的教育，它培育人的理性和批判思维，使人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通达地驾驭自我和做人处世的能力，真正成长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完整的人”。

　　就此而言，哲学教育不仅天然地具有通识教育的属性，而且内在地构成了通识教育的核心和基础。不过，必须看到的是，由于对师资的要求比较高，目前哲学通识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主要是一些研究型大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哲学通识教育的建设亟待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当前的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人文教育应当如何进行？人文教育在人文研究中的作用是什么？

　　张亮：有高等教育学者分析了全球最著名的前30所大学的专业设置情况，结果发现：所有大学都设置了（母语）文学和历史学专业，29所设置了哲学专业。这有力地证明了人文学科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觉得，这一指示对全球化时代我国大学中的人文教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文教育就是要把大学生引导、培育成具有世界眼光、中国灵魂的现代人。

　　具体地说，第一，应当引导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社会，以形成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认知、情感、意志、品质、能力和行为方式；第二，应当引导当代大学生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和处于世界中的中国，进而形成与这个全球化时代相匹配的世界眼光、国际意识和国际化交往能力；第三，应当引导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仅知道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明白我们只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才能成为受到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人们尊重的现代人，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灵魂的中国人。

　　至于人文教育在人文研究中的作用，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好的人文教育就不可能有杰出的人文研究，因为人文研究者本身就是人文教育的成果。当然，反过来说，离开人文研究的反哺，人文教育也难以硕果累累。

　　中国社会科学网：目前，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已然成为一种趋势，您认为，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文研究的作用。

　　张亮：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吉登斯曾指出，马克思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同时代西欧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了“强有力的综合”，“从而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英、法、德三国的不同经验和认识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为从理论上解释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的差异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一个通过跨学科研究取得伟大成就的典范。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我们看到，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西方思想家绝大多数都具有跨学科研究背景或经历。就此而言，跨学科研究或许是我国人文研究能够走上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心的必由之路。

　　至于跨文化研究，我觉得，它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心态，即我们勇于超越学术研究中的各种欧美中心论成见，在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道路和成果的涌现。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开始“走出去”的条件下，我们尤其要活学善用跨文化研究方法，以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和习惯的方式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