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一种语言哲学当然没有错，但过于笼统了。和罗素一样，青年时代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和实在必定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正因为这共同的逻辑结构，语言才能与实在相对应，而哲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这逻辑结构的分析和澄清。然而，据说某一天皮埃罗·斯拉法对维特根斯坦做了一个意大利人表示轻蔑的手势（常见于意大利足球联赛），并追问后者这个手势的“逻辑结构”，一向雄辩的维特根斯坦这时却沉默了。

　　维特根斯坦此后逐渐抛弃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观念，抛弃了语言对应于实在这一先入之见，打消了语言背后的逻辑可被一劳永逸地给出这一看法。他发现人类的日常语言活动是如此的丰富、微妙，在相对稳定中又有不断的变化，即便这些语言活动背后存在着逻辑，可能也不止一种，而是有无数种。

　　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哲学定位为一场斗争，抵制语言对人类理智的蛊惑。在他看来，语言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在人们的生活中，词语和句子有它们的用法，若把这些用法拿掉，语言就失去了意义，人们也就无法理解语言了。人们之所以一看到一个词或句子就觉得自己理解它，恰恰是因为能使用它而且一直在使用它。

　　语言会脱离人们对其的使用，蛊惑人们的理智，这时哲学问题就可能产生。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只有在语言休假的时候，哲学问题才会产生”，“让我们操心的那种迷乱发生在语言仿佛是在空转的时候，而不是它正常工作的时候”。比如，如果人们不在日常情况下与具体的白色的东西打交道，而是去构想“白本身”，那么哲学问题也有可能产生；倘若人们不在现实生活中使用那些表达痛或感觉的表达式，那么这些特定的表达式（比如英文的“I have pain！”）就会引诱人们相信痛或感觉是人们内在的、私有的“某物”，而直接对应于这种“物”的“私人语言”就有可能被构想出来了。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对人们的这种蛊惑称为“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不是有人“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而是语言借助自身来蛊惑我们的智性。同时，不仅哲学家会犯理智病，每一个受语言蛊惑的人都可能犯理智病。

　　当空转的语言蛊惑人们的理智时，人们会构想出关于这些语言的一些用法，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用法”，其目的是要帮助人们把语言从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日常的用法。维特根斯坦的方法有三点：顶住误解的冲动，洞察语言的工作情况，整合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因为语言的“用法并未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尤其在我们从事哲学的时候”，“我们必须不断地问自己：这个语词在语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而它们实际上是如何被使用的，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即我们都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语言。

　　空转的语言和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的对立，以及形而上学的用法和日常的用法的对立，让维特根斯坦具有了一种在错误中、在理智病中穿行的气质，维特根斯坦不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与之搏斗。对于人们形成的错误的哲学图像，也可以先“屈从于使用这幅图像的诱惑：然而，接着来探求这幅图像的应用是什么样子的”，看看这图像能否被使用。

　　熟悉维特根斯坦文本的人一定知道，他总是不断地使用日常语言使用的例子，将其作为一种参照物，并展开细致入微、剥茧抽丝的哲学分析，试图将语言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的用法；人们也知道，维特根斯坦批评了很多哲学理论，却不给出自己的哲学理论，他说自己摧毁的是搭建在语言地基之上的纸房子（语言的形而上学用法），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

　　可能有人对维特根斯坦这种“打消型”而非“建构型”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满，他们要求维特根斯坦给出自己的哲学理论或方案。然而，哲学理论或方案可能是给不出的，正如包治百病、一劳永逸的药方可能是没有的。除非废除语言，否则人就有被语言蛊惑而犯理智病的可能。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