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尤金·基洛维奇(Eugene Chirovici)在英国文学圈成了热门人物,这位五十一岁的罗马尼亚作家在本国小有名气,他搬来英国雷丁后抛弃了母语写作,用英语写了一本罪案小说《镜之书》(The Book of Mirrors),签下了据说高达七位数的出版合约。

　　很明显,基洛维奇改用英语写作是明智的职业决定。由之带来的丰厚报酬为营销添上了漂亮的一笔——惯常的炒作套路是说书稿被拒了多少次。不过他的故事也不新鲜,事实上,作家靠外语写作致富的传统相当悠久。有些作家写外语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有些出于政治或个人原因;还有些纯粹出于语言风格的考虑。

　　可能最出名的用英语写作的作家是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他是商船船长,快三十岁时加入英国国籍,说英语带着浓浓的波兰腔。英语甚至不是他的第二外语(他的法语更好些),但他说自己很享受学来的外语的“可塑性”。康拉德的文字有时候很拧巴,迂回曲折、支离破碎、句法别扭,但在这表面的混乱之下,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词典般的精准,同时他那意识流风格是早期现代派文学的最佳典范。用英语写作给了康拉德挣脱习俗的自信。

　　另一位出名人物应该是纳博科夫。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他被迫逃离俄国,来到剑桥学习,移民美国前还在德国住过。到美国后他将自己的英文打磨得标致漂亮。纳博科夫热衷于研究蝴蝶,他总是能找到最准确的词汇描述情境。他的写作充盈着词汇的快感,这种快感是作者没有把母语视作理所当然而产生的。纳博科夫最出名的小说《洛丽塔》明明是一个精通多语的人写给英语的情书,却猥琐地假装成恋童癖对忧郁小女孩的畸恋。

　　与纳博科夫和康拉德采取不同技法但达到同样精准效果的是塞缪尔·贝克特,这个爱尔兰人选择用法语写作,总爱说自己“没有风格”。在贝克特看来,做出放弃母语写作的决定是干预式的:不论从心理、语言学、情感上说,英语都太芜杂了;用一种外语写作让他能够去粗存精。贝克特总会让你觉得他的终极目标是沉默,抛弃母语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贝克特是自主选择了语言上的自我流放,许多其他作家是被迫的。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1956年逃离匈牙利,移居瑞士,然后开始用法语写作,不是出于审美原因,而是国外很少有人能读匈牙利语,且她在祖国出版作品已经不可能。她的法语形成了一种审慎的极简主义风格,成就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和匮乏的质朴小说。

　　克里斯多夫的同胞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离开布达佩斯去了巴勒斯坦,然后住在德国,最后来到伦敦。库斯勒用外语写作好像变帽子戏法,先是匈牙利语然后是德语再是英语(他还说过自己做梦时讲法语)。还有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匈牙利人是记者乔治·米凯什(Georges Mikes),二战中他搬去英国,以用英语嘲笑别人而著称。